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应用社会艺术 Pt.3

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在本届柏林双年展上带来的作品“Berek”（1999）的视频截图

“白痴学者”

羞耻感组成了艺术的一个深层次的情感基础。艺术为自己被牵涉到了权力关系之中以及认可了极权主义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阻止了它对政治的参与或是明确地形成语言的论述。与政治和科学相关的任何事物都只能是艺术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对“获取知识的所有权”的不情愿，试图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或是讨论地区社会的努力就会变得与那些伴随有反对甚至是对被指定来处理这些问题和麻烦的论述（例如科学和政治）带有敌意的行为没什么两样。艺术的自主权远远地超出了常规范围，只为变成一种测量意识形态纯净度的工具，或是对“艺术完整性”做出的严峻的考验。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与艺术家的无知作斗争。Marcin Czerwiński在上世纪70年代时写道，艺术没有“将直觉转变为论证性语言的能力”，因而它依赖于“分散在现实中的真理的萌芽，这才具备了发展成为理念或是各种画面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会被称为一种社会症状的原因之一，这委婉地暗示了它在执行一项任务时所采用的无意识、凭直觉进行的方式。根据这个观点来说，以创造性个体的身份存在的艺术家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毫无意识的媒介。无论是否乐意，他们以一种完全没有顾虑的方式具体化了那些关键的时刻。这让艺术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白痴学者”：即他们有一些有趣而且重要的东西想表达，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或是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干什么。Marcin Czerwiński把这种状态称为“思想节制”（ideological abstinence）。

对于以上这个观点，Joanna Tokarska-Bakir表示：“当今的艺术家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也许呈现出了19世纪时被视为世俗的大祭司的状态，他们‘通过人类的肉体这种象征性的媒介’采取行动，尝试呈现出一种已经掌握了世界、但却未经探索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但问题在于他们想通过艺术来表现的关系既没有被他们自己了解，也没有被他们的目标社会了解。”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艺术家的无知也许对社会有利。以风险和直觉为基础的艺术的认知过程似乎是有风险的。艺术院校中理论教育的缺陷也许是一部分群体潜意识中就不愿意增强艺术的直观工具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