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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应用社会艺术 Pt.1

2012/4/26

当代艺术是否具备可视的社会效应?艺术家作品的效果能否被看见、被证实?除了成为各种平民主义者的代罪羔羊外,艺术是否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有没有可能参与到与艺术进行的一场讨论中——而这又值不值得去尝试?最重要的是,这类型的问题为什么会被看作是对艺术本质的本身进行的一次打击?

波兰艺术家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

长期以来,艺术都在奋力获得其“自主权”,以将自己从政治、宗教、权威以及其它一切试图利用艺术来实现其目的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独立是让艺术变得更加重要的要点之一:每一场先锋运动都将艺术看作是与科学、知识、政治或是宗教等现实的“塑造者”具有同等高度的东西。Aleksander Lipski曾经写道:“非具象艺术大大打击了需要具象描述的传统艺术模式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全球艺术革命因此达到了的顶点。凭借艺术为所有关系提供的服务以及它对诸如政治、宗教、哲学、技术以及当今的道德观念等外部性的效忠,艺术革命的进程在摒弃了最后一条准则后落幕。”

然而,变成一种能够创造社会与政治环境的活性剂的欲望却遭遇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从过去到现在,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就是羞耻。受政治约束的艺术通常会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支持极权主义的艺术家——例如纳粹雕塑家约瑟夫(Josef Thorak)与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又或者是电影制作人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eifenstahl)——连累了艺术成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可能性本身。波兰的艺术则将它的羞耻感归因于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

与过去相关联的内疚和羞耻伴随着艺术试图以一种积极的、能够做出贡献的状态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欲望,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果。所有因艺术产生的后果现在值得怀疑了;由它的承诺产生的每一个可见的变化都遭到了攻击。即使是由象征性现实的共同创造所产生的不可见的权威也遭遇了挑战。羞耻、因挪用产生的恐惧再加上对影响力的渴望,这样的混杂状态导致了异化效果的产生。羞耻感则启动了压抑和否定的机制。视觉与表演艺术并没有从这些行为的结果中找到乐趣,相反,它们只满足这样的结果:即幻想能够代替现实。艺术的自主权因而也让它变得“不重要”了。艺术的行为不再有任何可见、或是可以证实的效果。资产阶级艺术中的缺陷让它成功地进入了高端文化中,彼得·伯格(Peter Bürger)曾意识到了这些缺陷,他在《先锋理论》中写道:“艺术日复一日增长的得意情绪是艺术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典型写照……唯美主义同时也呈现出了艺术在试图产生社会意义上的失败。”社会结果自然是形成了,但却不是它最期待看到的那些。回顾过去的15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以下几个状况的社会结果:

1)跨越了艺术主题的丑闻被引入了公开辩论中;
2)公开辩论持续的残酷无情被《选举日报》的记者Anna Zawadzka归因为艺术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的暴力语言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媒体对抗;
3)来自政治领域的玩家“学”会了曾经专属于艺术的颠覆性策略的使用;
4)对一种禁忌的违反导致了其它禁忌的出现。

艺术需要努力维护它行动的权力,它也应该像瑞士那样永久地保持中立地位。而什么将形成对那种权利的合理使用?让我引用一份发布到网络上的展览邀请吧:“对人类生理与心理上的局限性的兴趣已经成为了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的艺术研究的源泉,这就产生了他那些感到困惑的观众徒劳无益地去寻找答案的问题。”前面这段话对“艺术家应该为观众创造些什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界定:迷惑不解的接收人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艺术显然形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并且产生了一些无法寻求答案的问题。“徒劳无益”这个词显示了异化的艺术不知不觉陷入的状态。在被问及是什么使他成为了一名演员时,以其塑造的悲剧的爱人形象(《洛丽塔》)而闻名的杰里米·艾恩斯回答说他想成为“社会之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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