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特（Paolo Baratta）专访 Pt.3

2011/11/19

Franco Fanelli：有人曾指责你特别喜欢国外的策展人，至少在与视觉艺术有关的方面上…

Paolo Baratta：音乐部门现在的负责人是Luca Francesconi；在那之前则是Bruno Canino。而我为建筑双年展选择的第一位负责人是意大利人Massimiliano Fuksas。Alberto Barbera、Marco Müller、Maurizio Scaparro和Giorgio Barberio Corsetti都是意大利人，Francesco Bonami也一样。在艺术与建筑双年展中，来自意大利的负责人的比例与意大利在展览中的相对重量是成比例的，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我们是国际化的。

Franco Fanelli：在意大利经常会有这种说法，即我们缺少新一代的当代艺术的评论家与策展人来代替Celant和Bonito Oliva等人，你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吗？

Paolo Baratta：这种说法肯定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还应该了解这样一些情况：上一届光州双年展（远东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的总监Massimiliano Gioni是意大利人；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将由同时具有意大利和美国血统的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担任策展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幸运的是，没有人在谈起他们时会说他们应该成为韩国人或是德国人。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试图设立最高标准的人来说又怎么能沉溺于地方观念？如果我在任命策展人时仅以他是意大利人为标准，那么我想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侮辱，就好像我更看重他的护照而非他的能力。事实上，意大利的确存在一代全新的策展人，我们肯定会重用他们，就如同我们重用那些国外的策展人一样。

Franco Fanelli：既然你们没有一个任命策展人的委员会，那么你肯定很期待这一点以及其它的一些批评…

Paolo Baratta：如果你想获得最好的成绩，那么你就必须去追寻它，这个过程通常不会很容易。它完全依赖于信任与人际关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委员会、委任授权、考察和竞争的方式来挑选策展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是一种围绕着推卸责任而建立起来的方法，并且还伴有政府介入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个过程理应是以自由选择、责任与诚信为基础的。委员会总是会选择折中的方式而不是真正的决定。除了预算服从于严格的持续控制以外，艺术总监则是完全的独立。要知道，威尼斯双年展在这么多年以来能够成为意大利唯一一个预算平衡的机构可不是巧合。

Franco Fanelli：威尼斯对于那些活跃在历史前沿的画廊来说就像是它们的故乡一样；偶尔也会关注一些较年轻的艺术家，但是与这种艺术类型相关的画廊在双年展上很明显比较稀缺。

Paolo Baratta：经销商会去的地方是要有需求的地方，而威尼斯双年展并不包含在艺术市场的范围内。在这里，双年展与威尼斯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就有所不同了。在过去，双年展被看作是一艘突然降落在这座城市里的UFO，只有游艇司机、旅馆老板和餐馆老板会对其开幕式、包括在举办期间推出的其它活动感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它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就在几天前，一位游艇司机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艺术双年展对我们来说变得比电影节还重要了，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有生意做。”我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种赞美。

Franco Fanelli：你是怎样成功地将这艘“外星人飞船”变成如此受欢迎的盛会的？

Paolo Baratta：我花了这四年的时间来搭建这之间的桥梁。第一步便是修复Ca’ Giustinian将其作为我们的总部，而它的转变则成为了一些持续进行的活动，一种“城市现象”。我们搭建起了一个木甲板用作入口，还有引人注目的吧台和收费适中的餐馆，总之与你在大运河上找到的昂贵的餐馆非常不同，更像是在纽约或巴黎。最后一步便是修复Sala delle Colonne，那里是我们召开各种会议的地方，向所有参观者开放。我们还重新开放了双年展的历史档案馆以及图书馆，这对于所有的威尼斯人来说非常亲切。

教育活动方面，我们组织了许多活动将双年展以一个友好的状态呈现出来，从威尼斯和威尼托大区的孩子、学校以及老师开始，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展。这样做的成绩是显著的，在过去5年中，我们的艺术与建筑双年展已经有超过10万个年轻人观展了。

Franco Fanelli：在意大利，为什么政治总是能给文化活动的组织产生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说是伤害性的影响？

Paolo Baratta：政治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域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从工业发展到文化产业等等。意大利的政治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它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政治家有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野心，比如希望看到他们建立起来的体系保持着较高的水准；而有时候这些野心也会冷却下来，然后事情就开始沿着惯例发展。Cavour（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会创立Ansaldo（意大利工程公司），则是因为他希望开创意大利的制船工业，从而使我们国家不必过多依赖于英国的造船厂。这其中肯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强大的野心还是给予了Ansaldo诞生的机会。双年展、乃至三年展和四年展也都是由于意大利政府成员的野心而诞生的。双年展的诞生与威尼斯当时的市长Riccardo Selvatico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想打造出一场国际性而且能持续很长时间的盛会，而不仅仅是当时那些非常零散的小展览，他还希望借双年展将威尼斯转变成重要的当代艺术中心。事实上，政治越强健越雄心勃勃，它就越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越会投入到对公众利益的贡献中，其建立起来的机构也就越能看到自己的角色和独立性受到尊重。当政治软弱、没有太大的野心时，这样的对话就会变得很困难，更糟的是，它也许会跌入一场悲惨的权力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