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文决定的展览—“上海酷：创意再生产”国际艺术展后记

　　就像当代艺术的上下文一样，中国当代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也充满了变数。发展太快了，上下左右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社会转型造就的文化转型，势必是一次被动的文化生成。如果缺乏主动性的建设和塑造，在当下语境中，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生成模式往往体现为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对大众文化来说，尤为如此。
　　在部分东部亚洲国家与地区，艺术与创意文化迅速转变为艺术与创意产业，政府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次主题先行的政府集体行为。既然一个社会经济起飞的梦想受限于泡沫，那么，诉诸于文化起飞的强国梦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新经济形势下，大量的市场统计数字和预测，使艺术与创意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贸易顺差中演示出巨大的比重。救市如救病，即便缺乏充分的论证和理性思考，也难挡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群起效尤，视觉艺术与创意文化产业为摆脱经济困顿的强心剂，或干脆引以为主导经济结构性转型的杀手锏。以酷文化为龙头的艺术与创意文化产业成为当红炸子鸡，利益驱动再次表现出盲目性市场行为的巨大推动力。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艺术与创意文化集散地和出入口，理所当然具有打造中心舞台的野心和潜力。凭借经济高速增长的上升趋势，持续发烧的“中国热”与国际时尚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的提前相遇，上海被赋予了艺术与创意文化前沿的角色。被赋予与自我造就，两种愿望的此消彼长，在文化建设意义上具有实质性的差别。长期被表述，让位于自我表述和表述输出，这种文化交流语境演变的历史，在全球化覆盖下的亚洲经济强盛国家一一上演。全球化的快车搭载了“哈日”、“哈韩”的流行文化现象，宣示了日、韩文化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巨大生命力。那么，下一个被“哈”的对象会不会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发源地中国？既然东京、首尔以“酷”为外在表征的艺术与创意文化产业刷新了日韩经济模式，那么，下一个“酷”文化车站会不会是上海？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上下文中的艺术，任何一种展览都是上下文中的展览。那么，“上海酷：创意再生产”国际艺术展无非也是上下文艺术的产物。它面对的即为上海社会文化的大语境。
　 当下，在上海，做一个好展览的主观愿望和假设，正被不断援引为策展的某种前提，并左右艺术社会内部的价值判断。那么，面对并批判设计与当代观念艺术领域互相激活的视觉刺激，面对并批判风行一时的艺术形式与工具“解放”论，也是一个着眼于上下文艺术的展览不得不作的选择。
　 酷文化的源起和发展可以让我们建立一个跨文化的反思结构。追溯字源，“酷”（cool）最早出自美国黑奴对白人主子的消极、无声的抵抗态度，它混杂着孤芳自赏、逆来顺受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它有十分具体的制度的、经济的、种族的、文化的语境。这种特质后来也出现在青少年对社会、家长、老师等环境的有意无意的策略上面，这些酷哥往往有一副少年老成、看透一切的超然外表。六十年代，经过西方知识分子对“酷”文化的推波助澜，吸毒、纵酒、性狂欢、跨掉一代等等二战以后的酷文化代表最后终于被商业资本瞄中，把酷文化放置在它最初所抵抗的主流生产线上，成为主流社会附庸风雅的对象，成为后殖民背景下对后发展国家文化的强制性辐射力量。发源于美国的酷文化很快在亚洲地区获得了响应。“上海酷：创意再生产”国际艺术展主要是考察“酷”文化在东部亚洲的表达，以及东部亚洲流行文化上下文中的“日流”、“韩流”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乃至上海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从被表述到主动表述甚至表述输出的目标，我们必须考察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区层次复杂的“酷文化”在上海的表达，种种被动误读和主动翻译，眼花缭乱的过渡“酷”和爆发“酷”，附庸风雅“酷”和虚假“酷”，有中国特色的“酷”等等。
　　对于一个短时间建立起来的展览，我们无法完成一个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的田野调查的视觉呈现，但是我们已经完成对日本、韩国、台湾和大陆的“酷”文化的具有提纲意义的局部采样。
　　创意文化总归跟时间有关。撞车的创意、重复的创意就不能叫创意，因为它与原创在时间上落了后，失了势。原创就是原生、原发的创意，强调的是时间节点上的第一优先。于是创意文化总跟时尚如影随形。无论平面、时装、家居、产品、建筑的设计，还是动画、网页、游戏的设计，都是追求创新的。“酷”、前卫、先锋、引领的文化地位，都是创意文化的必然注脚。流行或流行趋势则是创意文化的主要诉求。时尚之为一时风尚，时间似乎是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对强调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生产与消费认同的创新才是创新，只有生产与消费推崇的时尚才是时尚，生产与消费不但以实用性决定创新的有效性，甚至试图为创新下定义。时间上的差距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殊不知，在时尚焦点和创新热浪的背后，是一个静静容纳无数从不生效或过时失效的创意之死亡谷。也许，应该集合这些从不生效的创意，办一个具有批判色彩的美术馆；应该为所有那些过时失效的创意，办一个收藏丰富记忆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也许，这也是一个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创意。
　　但是，如果玩一个时间差的游戏，又会如何呢？如果把设计的时尚放在历史中来考察，人们只见生活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变迁。创新，以及追逐时尚的努力，都早就被时间的齿轮一一咀嚼，成为历史的残渣。如果，设想我们在若干年以后，拂去灰尘，再回头来看2005年的艺术和创意文化，来看2005年的设计时尚和流行文化，来看2005年的上海和“上海酷：创意再生产”国际艺术展。那么，一切时间上的优势都荡然无存。铅华洗尽之后，所有的创意都失去了时尚的颜色和创新的光环，但文化却在其中悄然生成。
　　把代表设计与创意文化风尚的酷文化置入美术馆的上下文，让其暂时脱离实用性的现实层面，进入文化定位与反思的平台，必会提升设计与创意文化在文化建设格局中的地位。同时，美术馆也能门户开放，容纳更多艺术领域、更多社会文化层面的当代智慧。美术馆的上下文也就得以再次刷新。
　　把美术馆改成线性叙事的历史博物馆，把外观塑造成泛着琉璃光泽的假古董建筑，内观塑造成黑空间，再以文字涂鸦、荧光栅栏通道设定整个展览的参看线路。让观众持人工发电手电筒，沿规定路线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三层下到二层，从二层下到一层，犹如进入金字塔的《探索》频道发烧友，去发现、认知那些藏在黑暗中的假文物——尚无历史灰尘覆盖的时尚设计和当代艺术作品。历史的视角也许能帮助我们由发烧变得冷静，以批判、分析的眼光看待创新和时尚，发现创新和时尚现象背后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无止境的、甚至有点贪得无厌的追求，也许就是推动创新和时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之一。
　　时间差让美术馆的批判和反思立场获得一种形式。形式更新不是万能的，形式不更新却是万万不能的。在上海，既然谁也都逃避不了酷文化的狼扑和熊抱。一个展览又如何免俗。但对创意文化的批判只能是局部清醒的空气。脱离美术馆，脱离一种批判的形式，酷文化仍在扮演大众文化引领者的角色，以满足大众不断增长、不断刷新的文化艺术的消费需求。
　　 既然有一批国内设计师在接活之余，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既然有一批大陆艺术家愿意在创意文化的公共性中汲取营养，他们就有可能聚在一起形成交流语境。既然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也看重上海这个展览的主场，看重在美术馆中构成与中国大陆设计师、艺术家的交流关系。参展主体的预设，主场地点的预设，“上海酷：创意再生产”国际艺术展就有了自己的上下文。我们把面对全球化问题的现场放在了上海，把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架设在本土的美术馆，对中国当代艺术与创意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也极有象征意义。针对国际设计时尚的批判本来就不可能割裂起来对待，就像我们无法置身于上海街头盛行的“哈日”、“哈韩”风之外，我们不得不面对方兴未艾的上海酷文化，关键是我们自身如何进行对一种价值批判的主体立场的建设。对此，作为一个上海的本土美术馆责无旁贷。无疑，后福特模式中各个层次、各个发展阶段的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彼此交融，跨界交流，是我们今天上海当代文化生成现实的上下文。我们只是把街头正在发生上下文搬进美术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照搬工作，也是洞察力的一种结果。在这里，照搬十分重要。因为照搬通过场地置换、主场置换凸现了问题。继东京之后，与首尔、台北几乎同步，上海已经是国际设计与创意文化的一个巨无霸式的实验室。美术馆的在场，既提醒了这个露天实验室现场的存在，又重构了这个现场的文化语境，从而，有效揭示出本土创意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潜力和危机。
　　问题在于，谁能在上海接受一种美术馆上下文中的批判立场？这个立场是否能继续提升，摆脱时尚批评的惯性而进入文化批评的高度，摆脱本土批评的阈限而进入全球批评的广度，从而对东部亚洲各地酷文化的高歌猛进和高度发烧提供理性反思的可能。这正是我们这个高速发展、充满变数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而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