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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华人艺术”的一点思考

2009/1/5

  这篇短文是世纪之交时(1999年10月)台湾杂志《艺术家》向我约的稿件。同时发表的好像还有高名潞、栗宪庭等人的文章。文章发表後,我收到不少来信,于是通过网络做了一些讨论。在此我选择了泽溪先生(至今尚未谋面)的一篇回应文字和我对泽溪的回应,放在正文之下。
  这样的枯涩的老文章也许会引起各位的困倦,困了就翻过去吧。


我对“华人艺术”的一点思考
发表于1999年台湾《艺术家》杂志

  一团云雾从天边飘来。它是否会变成翻腾震荡的雷雨云,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掀起一场狂风大雨?

  一个世纪以来,"华人艺术"(如果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话)不断地向西方的"写实油画","现代派艺术"进军。而今天"当代艺术"又成为当前最能使艺术家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手段。

  然而,当华人的艺术家们找到"当代艺术"时,他们又一次象其前辈们那样,迟到了一步。中国人学写实油画是在西方的写实油画的高潮过去之后,学现代派也是如此。当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和台湾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动"当代艺术"运动之时,西方的当代艺术高潮也已过去了。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轮廓就不再有大的变动,新的创作只是对这些基本思想的一再翻版和做一些精致化的修正。艺术进入空前的体制化的状态,创作也深受功利的影响。一个类似"南宋画院" 的局面正在形成。"当代艺术"这个容器已经盛满了水。它处在一种"开放的封闭状态"。我们是在这个已经盛满水的容器里继续浇水,还是去寻找再做一个容器的可能性?

  九十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希望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多文化"的活跃。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在积极投入当代艺术的过程中,给"当代艺术 "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仅是由于在非西方世界里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也是由于出现了许多非西方的体制化组织。约汉内斯堡,台北,光州,伊斯坦布尔等很多非西方世界办起了规模不小的国际双年展,成为九十年代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华人艺术"的前途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提出来的。华人的当代艺术是象华人的写实油画,现代派那样,满足于做西方艺术的后卫和外围呢,还是可以超越这个局限,在跨文化范围内指出新的道路?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回应华人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应普遍意义上的艺术的需要。"华人艺术"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向世界提出了新的观念和方法,是否为实现这些新观念和新方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为了实现这个超越,我们必须要具备与"现成的"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方法拉开距离的能力,而这种拉开距离又往往是在投入和参与当代艺术的过程中展开的。虽然越参与并不总能帮助我们越拉开距离,但是不参与就无距离可言。我们不可能用传统的国画或者写实油画去超越当代艺术,但完全把现成的"当代艺术"奉为金科玉律也就意味着自我的消亡。我们不再能够把被现成体制和正统思想的肯定作为我们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应该去发现新的地平线。

  当代艺术在西方经过一个"上升"时期以后,已经触及到了它自己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高度的标志,也意味着一种封闭。当代艺术自此(约在七十年代下半期)转向横向和多方向的发展,这就是后现代时代的到来。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艺术的演进则仍然是以垂直发展为主的(虽然他们可以从西方后现代文化中找到很多相似点),他们是否能绕过西方当代艺术现在所面临的"天花板",达到另一个高度呢?或者,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天花板",而且比西方的更低?

  西方当代艺术的"天花板"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我想大约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式、自由主义的文化模式这四个主要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恒稳系统",反过来堵塞了其它的可能性。法兰西斯 福山所写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大约就是要表达这种近乎悲观的看法。我们能否绕过这个"天花板"?能否在这四大因素的结构之外,找到通向新纪元的开放口?我并不主张要回到过去已经存在过的模式中去,特别是不主张依据过去已经存在的对立模式去寻找它的对立面(例如,为了超越民主体制,就提倡它的对立面:专制独裁体制)。我们要寻找的是另一种思想方式并借助它来实现一种文化的转折。这就是后现代时期文化的潜在目标。"华人艺术"的前途将也是与这个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的。

  华人艺术家的优势是:我们拥有另一种文化传统,另一个历史背景,另一种社会模式。这使得我们在与现成的当代艺术拉开距离时能有一个支点。不少华人艺术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在他们的创作中作出了各种大胆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入现成的当代艺术中心的一种"策略"呢,还是为了离开这个中心,去创造新的文化?这些创作的结果,是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削弱了它?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在走"油画民族化"的老路,还是正在产生对全球文化有普遍意义的新艺术?我们也许应该放下短期效应的思维模式,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去看一看当下的中国文化问题。我在这里再提出一些问题,供同行参考指正:
  1. 华人艺术家如何去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性?主题,观念,方法或者态度?
  2. 是直接地搬用中国传统或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手法,还是把这两者转换为另一种艺术?
  3. 体制建设的重点是策略还是战略?是体制框架的标准化,还是体制结构的创造性?
  4. 如何摆脱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心理情节,使民族文化走向开放?
  5. 专业"的含义是什么?是技术,批判精神,对艺术和生活的感觉和热情?
  6. 参加国际重要展览是艺术的目的吗?如果不是,我们从事艺术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参加"重要展览",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
  7. 艺术应该争取和政权联手,为地区政治服务吗?
  8. 华人的艺术家的创作应该和华人社会现实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9. 以折衷博取西方艺术界的青睐和赞许,还是以发现去寻找自己的存在?
  10. 经济的繁荣必然导致艺术的繁荣吗?有钱就能做出好作品吗?如果不是,艺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华人艺术"的问题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我在这里只是想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我始终认为,最实在的行动无过于思想的行动。思想不行动,华人的艺术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而新思想的建设则需要众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
                               1999年1月25日于巴黎

关于华人艺术的发展--与费大为先生对话
作者:泽溪
  前不久在一家艺术刊物上看到了费大为先生有关华人艺术发展的一篇文章。费大为先生提出了有关华人艺术的十个问题,其中心问题还是华人艺术如何发展;当然正象费先生所说: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华人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发展的需要。
  我非常赞同费先生对华人艺术发展状况的陈述与分析。我们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一直跟在西方艺术的车轮后面追赶,特别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把西方艺术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所走过的路,几乎都走了一遍。但实际上,进入80年代,西方艺术已经钻进了一个死胡同,而我们还在紧紧追赶,其命运可想而知。艺术好象变成了一个睡美人,等待着王子之吻。
  费先生把这种现象形象的比喻为"天花板"现象,把这种状况的产生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式及自由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原,本源是我们人类的客观发展规律决定的。它决定了我们现阶段的时代精神特性与一般行为准则。这一切都原于我们的生存本能。人类从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即不断向往更美好的生活,渐渐脱离了注重精神的时代,疏离了宇宙的本初精神,转而注重物质。人们由注重群体意识,转而注重自我。我们的现实文化由原来的多元的宗教信仰文化逐渐变为世界同一的消费文化。就世界范围来讲,适应这种文化的最好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尽管它有时也会危机四伏)、民主主义的整体放、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式、自由主义的文化模式。实际上,它只是适应这种消费文化或者说适应现阶段人类发展最合理的模式。但消费文化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恒久模式,他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并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他的某些弊病。
  "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与我们祖先生活的世界不一样---- 为了一个人的悠闲,十个人必须付出辛劳-----这个地球并不为我们提供食品,而是提供更多的劳动和行业----空气是肮脏的,是污染的。"这不是现代环保主义的呼声,而是17世纪托马斯神甫的悼词。对于60亿人口的地球,有时我们会感到人类就象一个寄生在一只大苹果上的寄生虫,在不停地肯吃这只苹果,终有一天,这只苹果会被掏空,从树上掉下来。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毫无精神信仰的消费文化时代。不仅在艺术上也在精神上触到了费先生所说的"天花板"。艺术上的迷失,首先是精神上的迷失。因此,丹尼尔贝尔才说:现代艺术的问题是信仰问题。
  要想有所突破,只能离开这间屋子,去寻找另一间可供我们重新生长的房屋。然而新的屋子在哪里呢?
  费先生认为:华人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刚好是这间屋子的地基--华人的另一种文化传统、另一个历史背景、另一种社会模式使我们在文化上可能具有另一个支点。我想这一切似乎存在,但也许已经势微,因为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各方面包括精神正趋于同一。我们同样要过好的生活,要有尊严。同样从对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某种精神信仰转而崇拜消费文化,崇尚科学与理性。因为我们原来引以为自豪的文化传统,已使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说,远远的落后于西方,我们正在努力追赶西方消费文化的脚步。我们的另一种"历史背景"正在被时代的精神所淹没,我们的社会模式,也逐渐吸收西方模式趋于同一。我们最深层的人文精神或曰支点也已被科学的、理性的实证主义所取代,最终变成对物质的崇拜。
  也许还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在抵制这种文化趋势,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精神,注重综合概括与非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过着淡泊如水的生活。这很可贵,但这只是固守,并没有发展。换句话说,没有使我们的灿烂文化与精神在今天真正发扬光大。因此这种声音,在今天强大的物质车轮的转动声中,无异于小鸟的鸣唱,优美动听,但声音微弱。因此华人艺术要想绕过西方当代艺术的"天花板",必须首先在精神上有所突破,否则就只能是空谈。我们的老一代华人艺术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东突西杀,力图找到一条新路,象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李可染,中西合壁的吴冠中,以及基本上全盘西化的赵无极。他们的成就还算伟大,但其他人再学他们,就不会有新的突破,因为他们同样已触及了精神与艺术的"天花板"。
  我们所钟情的这种消费文化,一方面使我们的精神趋于同一。另一方面也确曾引发了艺术家的思考,这种思考仅限于艺术范围之内,没有新的人类的精神超越。还是在本世纪20年代,正是许多艺术家企图突破消费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才有了艺术向本体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康定斯基曾宣称:"为艺术而艺术真的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所能拥有的最好理想了,因为它是以物质主义以及凡事皆需有实用价值的要求的一种无意识的抗议"。这是由于艺术家丧失社会中的信仰后,转而从艺术的纯粹精神中寻找新的寄托,这也曾使绘画艺术无畏的面对摄影术的冲击而起死回生,并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意义,它拓展了人们的视觉艺术语言。然而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最终也使艺术之"容器"水满四溢。因为没有新的精神信仰作为支点,而只有形式之躯壳。
  今天的艺术家面对这种消费文化,一些人在融合,如许多流行音乐的制作;另一些人在拼命抵制,用所谓大制作、大行动向人们发出警示,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沉浸在消费文化之中的人们还是无动于衷,这不能怪大众,只能怪艺术家在缺乏新的精神底蕴与营养的情况下,以为用一些怪诞的小把戏就能把人们唬住。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些投机者看准了洋人的游戏规则大做投机买卖,以至于许多人在同一时期内都画大人脸、大脑袋,最终变成了苍白无力的形式游戏。
  尼采的"上帝已经死了"的哲学呓语,使自主性成为现代主义的主导原则。存在主义哲学,使人具有了新的生存动力,使人们更加注重此时此地个体的作用,反映在艺术上,则最终使艺术解体。试问我们目前还有什么新的主义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新的曙光?我们的艺术大厦已经坍塌并污水横流,一如人类的精神大厦。艺术已经处于一种休克状态,不知何时才能苏醒。也许要等到人类新的精神的显现。神秘主义者认为要等到《圣经》中预见的人类的大转变的到来。理性主义者认为,要等到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到真正的及至、等到从行星物理学中推断出的地球新变化的发生。而艺术家别无选择,"要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有了剧烈变动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发展更高形式的艺术"。
  实际上我们已隐隐听到了"上帝"的脚步声,但由于我们终归不能超越目前的精神所限,因此我们应等待"天启"。在这种精神虚空与困顿的时代,还应重温我们古老文化的精髓,发现一些新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要虚张声势,创造一些人们并不需要的东西。


我的回答
费大为
  泽溪兄这里所指的文章,原是我在99年年初应台湾"艺术家"杂志之邀所写的"我对华人艺术的一点思考"一文。此文后来被马钦忠先生办的"艺术家"杂志 99年第二期以"我对华人艺术的十个疑点"为题转载,才得以有泽溪先生的回应。关于这篇文章,我也收到不少其他朋友的来信,参加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

  此文是台湾"艺术家"杂志的"命题作文",要谈"华人艺术的未来"。现在回想起来,把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大陆的艺术放进一个锅里 "煮"成一个"华人艺术"的概念,可能还是有点勉强。其实,我文中所说的"华人艺术",主要指的是中国大陆的艺术。它包括中国国内以及海外这两部分艺术家。中国大陆的情况和当代历史太特殊,是自成系统的一个经验,在当代文化上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唯一可以把"华人国家和地区"联在一起的,就是他们都处在经济爆发的状态下,都有一些用金钱去征服世界的幻想。经济的爆发使得他们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离开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他们往往是把西方文化的精髓抽空,而拿来一些空壳子。这算不算一种创造?算不算一种好的创造?我们何以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希望呢?我的十个问题,就是对这个广义上的"华人"艺术所提出的。

  "华人文化"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整个东亚、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中都能看到类似现象。这些问题又是和西方当代文化内部的特点相联系的。因此,"华人文化"的问题也是所谓全球文化问题中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怎么去做,涉及到全球文化的前途。我们在讨论和评价国内的艺术现象和环境时,如果能够脱开就事论事的方式,把中国的艺术放在一个未来的、全球的背景下去评论,肯定会取得更有意义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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