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2000年关于杰罗姆·桑斯的一篇谈话

　　这是2000年接受CANS艺术新闻杂志的一篇采访，谈到我们的新馆长杰罗姆·桑斯。

　“引狼入室”——费大为谈台北双年展，余小蕙／企画采访报导

　　掌舵今年台北双年展的策划人名单终于揭晓了！早在数月之前，不管是知道台北双年展存在、抑或关心台湾艺坛动态发展的策划人、评论家、艺术家就开始频频询问2000年台北双年展的筹备情形。台北市立美术馆甄选国际策划人过程的曲折，以及自始至终滴水不露的保密功夫，策划人选迟至展览开幕前七个月才终于公布，而且是众所未料的新鲜面孔…
　　台北双年展是台湾艺文界的大事，自然会招来许多的关注与讨论。在期待台湾艺坛对今年的双年展能够摆脱上届执迷于"人事"的议论，而能等到开幕后，就展览评展览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台北双年展这个话题出发，带出一些更根本的艺术问题、宽广的艺术视野以及深厚的文化和艺术关怀。《CANS艺术新闻》计画自本期起，每期采访一位海外中国或西方策划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谈台湾、亚洲和全球的展览策划和艺术问题。
居住在巴黎的中国评论家／策划人费大为兼具中国、亚洲和西方的策划经验与艺术视野，曾数次造访台湾的他，看台湾艺坛发展，充满着朋友的诚恳关怀与旁观者的直率批评，他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为我们这一系列访谈揭开了序曲。

余：首先请您谈一下对这届台北双年展策划人名单的看法？

费：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不错。从这里可以渐渐看出台北美术馆的一条路线，这个路线是有远见的。台北双年展的第一届交给南条负责，第二届则请了年轻而活跃的欧洲策划人Jerome Sans来搭配一位资历不算深的年轻台湾策划人，对北美馆负责的台北双年展这总体方向我觉得是可以认同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把西方组织展览的方法和观念引进台湾的学习过程。徐文瑞在资历上比较“嫩”，这也不应该成为批评的理由，谁不是从“嫩”到“老”的呢？所以总的来说，这样一个方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余：台湾现在仍旧只停留在学习的过程吗？

费：学习的过程本身同时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台湾、韩国、日本或大陆等亚洲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从技术上能够和跟西方接上轨的运作系统。现在亚洲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强，所以在硬体设备的建设上进展很快，好象正在接近“国际标准”，但是软体部分仍旧不行，主要是缺乏专业的人材，缺乏一套让专业人材施展才能的组织运作系统，以及缺乏相应的革新观念。展览策划和观念这两样东西和国际上的水准还差得很远。硬体建设和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而且通常也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骤，但这远远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而且是很初步的手段。体制和硬体建设的目的在于要造成一种局面，在这个局面里，新的思想和人材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自己的面貌，越来越有它的深度。通过引进西方的模式，我们不仅是在学习技术和系统的组织结构，而且主要是学习西方当代艺术的开放态度，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建立在对艺术尊重前提下的一套有效的组织结构。这些东西在目前的台湾还是比较缺少的。我们工作的目的无非是要让好作品能出来，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台湾出几个好艺术家，出几件极好的作品，比你办一大箩双年展还重要。这种国际性的双年展在台湾举办，可以提高人们的眼力，让人们发现：原来台湾也有一些作品是很好的呀！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自信。台湾有很多很有才能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在这个环境里没有足够的养料、空气和水分给他们，体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条件，评论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评价。这种情况亟待解决。
　　我再说一遍，台湾像韩国、日本一样有很多人才，但若不经外来的冲击，很快就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这个系统会变成一种重复。在这个意义下，引进外来力量的最终目的是让本地的人材得到发展，但不经过这个阶段绝对是不行的。

余：这同样适用于西方策划人，不管是谁，若没有外来刺激，同样亦陷于重复…

费：没错，但问题是西方策划人可以活动的范围比较大，台湾策划人的活动范围通常只限于台湾本土，以致于整个思想的宽度不够，若再加上缺乏外来的冲击，很快就形成一套作法，同时会对外来的东西产生一种抵制作用…，这些情况都不利于台湾当代艺术发展。最好是让整个艺术体系处在一个摇晃、不稳定的状态，这样才能激发出新的创造力。

余：那你认为双年展的方向、定位点也应该如此？不要拘泥于一条路线？

费：邀请南条有比较稳妥的一面，首先是因为林曼丽的日文好，在沟通上就显得容易；其次，南条做展览犹如日本的工业制造，精益求精，虽然缺少冒险和刺激，但是他不肯落后于形势，对什么风格，什么艺术家现在是被大家看重的这些信息非常敏感。他很注重收集“情报”和“行情”，去做一个大家都会叫好的展览。但是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有相当经验的策划人，台湾仍然在他那里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经验。尽管南条的展览比较四平八稳，但是邀请南条到台湾主持双年展这件事本身构成了一种刺激和冒险，因为台湾过去没有邀请外面来的策划人，并给予他这么大的权力，台湾的艺术圈子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骂骂咧咧的要反抗，所以这就是一件好事。这是给台湾的当代艺术创造国际化环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要“引狼入室”，来冲破本地的自我封闭、夜郎自大的心理。看来第二届双年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做的，这条路线是很好的。
余：所以，每次双年展邀请外来不同的策划人是一个好方式了？

费：我想至少在五年、十年之内，台湾还需要经过这样一个让外人来冲击自己的阶段，并在这过程中慢慢地扩大和形成自己的视野。而且不仅是台北的双年展，别的展览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台湾的当代艺术会很快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台湾本土的策划人面临这样的挑战和竞争，会逼迫他们去寻找对策，做出更加有趣的展览来，这样整个局面就会改变。即使五年十年以后，邀请国外策划人做展览也将应该作为一件正常的事情继续下去，而不是在某一个阶段上的策略。但那时邀请外国人就不会再象今天那样引起反弹，不邀请外国人也是不是一很严重的事情。这样台湾这个地方的心理开放程度就会西方拉平。

　　邀请国外策划人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他们来了解台湾的艺术家，在展览之后，这些策划人会自动地把台湾的艺术家带到国际性的展览上去。这也是台湾当代艺术和国际交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捷径，所以这个交流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现在不要把眼光仅仅盯在台北双年展上，好象只有台北双年展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否重要完全取决于你打出了什么“牌”，是你的“牌”在起作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推出新的计划，如何找到有意思的想法。如果另一个美术馆或别的什么机构打出一张牌比北美馆更有创意，更加冒险，更有远见，更加令人不解，那么大家的目光不就转移到那里去了吗？目前来看，北美馆的“牌”确实是最精彩的。但是这个局面会永远保持下去吗？这要靠台湾的艺术界共同努力，一起来超越北美馆，把北美馆的优越地位抢走。谁是开创新局面的人？这要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这时创作的活力就被带出来了。

余：台北双年展的目标之一是期望藉这活动促进台湾和亚洲、国际地区的交流，其中一项作法就是邀请国际策展人到台湾，是否还有其它作法？

费：台湾和日本、韩国一样，其症结在于行政架构过于沉重，“国际对话”通过官僚体制来实行，其效力在这里损耗得太多。大家在这里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表面上似乎是做出了一个热闹的国际盛会，大多数国际大师或眼下最时髦的人都请到了，但其实所有的人都已精疲力竭，心烦意乱，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艺术问题呢！国际交流不应该形成固定的模式，它可以通过很多手段，特别是应该调动民间的力量，在官僚、正统的体制之外开辟出许多自由的空间来。民间的力量应该在手法上更加灵活，也可以考虑走出去的策略，不一定总是请外国人来台湾。总之要有一种宽松的气氛，让大家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去发挥自己才对。否则双年展这样的大型展览就会成为一种新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判断一个系统是否有效，不在于它的构架是否弄得象国外的“名牌”，而是要看它是否让内在原来没有机会爆发出的能量和创造力能够被释放、激发出来。

余：就实际操作面来看，一个亚洲双年展该如何才能突出？尤其现在欧美各大小城市以及亚、非、南美到处都有双年展。是否应该像部分评论家、媒体认为的，要强调亚洲精神、价值？

费：亚洲精神应该是一个被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东西，而不应该是一个要去实现的目的。因为艺术的目的就在于它的“无目的”，它不应该是一个"Programme"，象工业生产那样去实现什么目标。不管在西方、抑或中国、台湾和亚洲任何地方从事艺术，不管艺术潮流表面的风格如何演变，都是人通过创造去开发精神的自由空间，这是恒常不变，不会因国土的分别而变化的东西。但因为我们又是处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寻求这个共同的东西，在这里产生的艺术必然是不同的，带着自己的文化特点的。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到时，不管亚洲不亚洲就全都到位了。强调亚洲特点，暗中包涵的意思是对非亚洲文化的抵制。而我想，一种蒸蒸日上的文化总是带有越来越大的包容性，而一个体弱多病，中气不足的文化才要一天到晚去研究如何预防感冒。越是虚弱，就越是犟头掘脑。不是吗？

余：就你的观察，目前双年展中，尤其是这十年来新创的双年展中，有哪些是成功的？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费：双年展本身是一个空的容器，每次都更换策划人，有的做的好，有的做的差，像史泽曼这次的威尼斯双年展应该还算是做的不错，有一点冒险的味道，他不顾一些陈规陋习，乱做，因此带出很多活力。其实即使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已经有一个权威的形象了，也只能是偶而出现有趣的展览。

余：那新的亚洲双年展呢？例如西方谈的很多的光州双年展？

费：韩国社会是个非常封建的社会，有极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很激进、浪漫的一面，光州双年展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绕过了官僚体制而调动了留学生的力量来协助策划和组织。他们的构架很有意思，总策划是韩国人，大概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所以他不管事，白拿钱，象菩萨那样供在那里。他下面有一套干活的班子，都是归国的留学生，他们有报效国家的热情，也比较了解西方，他们制定了一套方案，是邀请国际知名的大策划人来做展览，里面也放几个韩国人做策划。每个策划人各负责一个展览。这样既有竞争，又不会互相牵制，所以每个部分都各有特点，在整体上也显得很开放、很有活力。在这个构架中，每个人的作用都是各得其所的，总策划是政治象征，他明白自己的角色，所以放手让别人去做。留学生是参谋部，制定战略战术。但是他们不卷入策划内容的具体决定之中。五个策划人是集团军司令，率兵作战，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有绝对的自由。这样好的构架你说怎么能不成功？西方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他们第二届双年展确实做出了水平，做出一个大的格局，很有气魄。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任何事情在往前推进的时候，必定是要带来一些副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要随时注意这里面的副作用是什么，并在下一次双年展中去寻求解决，在已达到的高度和格局基础上再继续往前推进。像双年展这么大的展览，动用那么多的财力、人力、智慧，并不是为了去建造一个固定的架构，而是要开发出一个新的格局，这才是展览的目的。所以，双年展尽管这届办的很成功，总要随时问下次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