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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印度

2010/10/19

或许是因为过去十年主编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亚际文化研究》)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将在2010年10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二十余位的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唯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座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藉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 多元并存的时代: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加三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 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倒台,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彷彿意味着一元 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价值观,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十年很短,《亚 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 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了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 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 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是 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 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 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 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 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平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

(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 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 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 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是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 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 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国,将在2026年达到15亿,超过中国的13.5亿 成为最大人口国;2015年印度经济的扩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 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 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分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 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 (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 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 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 进行有效的统治。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 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 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但是,别说台湾、香港曾经是殖民地,毛主席曾经说 中国是半殖民地,连殖民地都还不是);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应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 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头 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 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 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以能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 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的知识界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 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平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 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 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连,但是,这些 上述这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产生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 对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 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 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只是期待那些想找到其他道路的朋友,能够开始认识印度,为未来做 准备吧。

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都根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 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 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0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 读者在与他们会面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身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

最后,得感谢受邀来访的几位我个人长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平民研究的政治理论家帕沙·查特 吉、平民研究的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与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杜赞奇;以及还没缘分会面的着名的艺术理论家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湾见过一次闻名全球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来访,并授予他们着作的翻译出版权。

同时,得特别感谢好友王晓明与王安忆的拔刀相助,以及许江院长与陆兴华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担起各场与印度学者对话的任务。也谢谢来自香港、台湾及大陆,应邀参与不同场次,担任特约讨论人的朋友们。

第一次有机会跟原来素昧平生的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觉很好,有点像是老友重逢一样,我个人很珍惜,他们的心胸、气度与智慧,让我重新发现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凑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长补短,都还是有希望的,感谢二位的信任。
2010年8月20日于新竹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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