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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组:酒,集体和底层书法——胡昉访谈郑国谷

2010/8/28

集体

胡昉(以下简称"胡"):你对这种集体性的创作一直有相当的兴趣,是不是直接促使了阳江组这样的集体创作方式?

郑国谷(以下简称"郑"):对。早在阳江组之前,我们那个建筑小组(阳江一美设计)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比如接到一单活,我们三个人就会相互讨论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或者一人做一张再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建筑的造型、空间怎么处理。这个好一点,我们可以挪移,三合一,合成一幢建筑。阳江组也是这样,都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讨论,几种思维混杂在一起。我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

胡:阳江组更多地以书法作为创作的媒介展开工作的,几乎每个项目都跟书法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是不是与陈再炎是书法出身有关系?

郑:对。其实是陈再炎和孙庆麟他们给了我启示,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孙庆麟讲的一个故事吧!他说他的伯舅公还是谁老一辈的人,是个打铁的,整天打铁,是不会写字的。他隔壁就是个卖春联的,春节期间他没铁打,就看着卖春联的卖得很热闹,也买那个字回去临摹,他根本不认字的,就练,练得很好啊,就照那个字画出来或者写出来,以后他也摆春联,也能卖啊!等于一个文盲为了帮补生计,他也可以写书法。我也提出来文盲也有书写的权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感悟。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对写字和书写是最有自卑感的,因为老师也没有鼓励过我,老骂我,这个字写得那么差,要我重写多少遍多少遍,所以我对文字是很恐惧的。给孙庆麟这样一提,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刚好陈再炎又是一个对传统比较了解的人,我可以做空间,把书法容纳在想象的空间里面来,这样的组合各有所长,就有点天衣无缝了。

胡:孙庆麟没有学过书法的?

郑:对,但是他经常跟老头去比书法,通宵喝酒喝醉后,早上五六点,那些在阳江公园里的老头,经常用水蘸着写字,相互比来比去,孙庆麟就醉醺醺地说,你们都不行,我来。(笑)老头都吓坏了,这么一个小年轻,根本没有功力。但是在书法里面我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孙庆麟,因为他有一种天生的书写的素质在里面,你看他书写的动作,是很精彩的。

胡:连你也感觉好像被激励了。

郑:对,突然多年来的阴影一扫而散了,把我真实的书写显现出来了。

胡:阳江组的创作好像跟酒的关系特别密切。

郑:他们都喝酒,我跟他们喝了好几年了。有时候喝得连记忆都没有,就回去写。第二天晚上去那里一看,怎么墙上又多了一张书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第二天醒了就发现多了一张书法,或者多了一堆书法,有时候把车都写了,车都写满毛笔字。

胡:这跟你自己创作的状态很不一样吧,像你的绘画和摄影。

郑:对,那不是醉的状态,那种没办法,但我觉得书写跟酒很有关系。但我发现我下面街上有一个更疯狂的人,可能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这个词来自于郑国谷的摄影"我和我的老师",他把生活在街头的一个疯子称作"我的老师")的同事吧,每天都在写,写满了一条街。

胡:写在地上吗?

郑:就是写在地上,我们每天从楼上往下看都不一样。他不知从哪找的白色的东西写的,写的是圆圈里面还有一个圆圈,或者一个米字加一个圆圈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吧。这条路和那条路都会写满,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工作的。有一天我早上四五点回来的时候碰到他,他在写字。

胡:所以你就拍了他的肩膀。

郑:对!但是我清醒的时候我会和他保持距离。因为我没有留意到这个人,他睡在那棵树的下面,一躺你就不会发现有一个人的。现在我又多了一个......

胡:又多了一个"我的老师"。

郑:对啊!(笑)这个是书法的老师。不过就这一两年发现的。或者他是命运安排给我的启示吧。

书法

郑:阳江组对书法的介入,更多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状态。

胡:就像你当年介入影像?

郑:影像也是这样啊,我对影像是持不同政见的。执政党怎么说,我们就反对它。它说影像是关注街头巷尾的,我们就跑回家里干;它说影像是关心人的,我们就做模型。
我们看书法也是这样。比如书法,那时候有十条条例,我看着就觉得很搞笑。比如说,书法应该以单体字为正宗,那我们就抄,抄报纸,抄一篇;一定要写得很正,那我们就横七竖八。

反正我们是持不同政见的,他们认为书法是有一个定论的,我们就提出来"书法之外还有书法吗"?他们就说我们是流亡书法家,流亡在外的书法家,那次水墨双年展,有人看了我们的空间"最后一搏"说,阳江组是一拨水墨流氓,说我们在大耍流氓,艺术家纷纷越轨。(笑)

胡:实际上它是无法而法。

郑:对。我觉得书法里面所谓的正宗只是一种近亲的繁殖罢了。比如临草书一定要临得像张旭或者怀素,学《兰亭集》一定要学得像王羲之那一类,不知不觉你就逃离不出来了。反而我请一个开摩托的人来写书法,这种平民化在书法史上是没有的。突然我们就明白了,书法在最底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希望,而不是说一定要练到大家一样,练到五六十岁,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跟古时候谁谁谁可以媲美的,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把书法带入了像"跳楼价"这种现代书写里面,这样反而会更有意义。

胡:而且很多书法的内容来源于大众传媒。

郑:报纸啊、日常的一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是从传统那里逃离出来了。我们阳江组的宗旨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要跟传统有任何的纠葛,反而平民化是我们最关注的,这种又是传统里面不受提倡的,他们认为是下贱的。比如破产的小商贩要卖衣服,他用毛笔写"血本无归",虽然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要写这个文字,他要传达这个消息,说出内心的话笼络消费者来购买,我觉得这种急迫心态,是让他很自然地写了这些毛笔字,你把它放到书法里面就很新鲜了。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这个就出来了。

胡:这里涉及到表达的紧迫性,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的时候就不会去管......

郑:不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它们传达一个信息。但跟传统书法比较,你也会发现它有一个审美在里面,因为没有人这样去做的。

阳江组的书法实验浅析

阳江组对书法的介入压根就是持不同政见的,其书法创作是从逃离开始的。要想获得新的可能性必须先脱离传统书法体系,他们首先发问“书法之外还有书法吗?”。回到“书法”本质——“书写”和“书写的人”寻根朔源,以回到书法体系形成之前寻找和发现问题,于是有了阳江组介入书法的宗旨,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郑国谷在和胡昉的一次访谈中说:“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孙庆麟讲的一个故事吧!他说他的伯舅公还是谁老一辈的人,是个打铁的,整天打铁,是不会写字的。他隔壁就是个卖春联的,春节期间他没铁打,就看着卖春联的卖得很热闹,也买那个字回去临摹,他根本不认字的,就练,练得很好啊,就照那个字画出来或者写出来,以后他也摆春联,也能卖啊!等于一个文盲为了帮补生计,他也可以写书法。我也提出来文盲也有书写的权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感悟。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对写字和书写是最有自卑感的,因为老师也没有鼓励过我,老骂我,这个字写得那么差,要我重写多少遍多少遍,所以我对文字是很恐惧的。给孙庆麟这样一提,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

书法,书写之法。在传统书法体系形成之前,有书而无法,书写文字传递信息而已。既然无法,也就没有法家,则人人可以写。阳江组一下子开阔了,仿佛进入了一片自由天地。他们带着书写用具笔、墨和纸回到了书写的初始境地,把书写的工具和权利交还给了草根民众。

在阳江组的作品中,书写经常是由骑摩托车载客的人、或卖东西的小摊贩等没有受过任何书写训练的普通市民完成的。与传统文人大家和名贤高士相比,书写的工具和权利一旦交到了草根百姓手里,书写的内容自然不再是千古名篇和寄情山水,而主要来源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如“爱子吸毒!女儿去癫!!!劲减”、“人又老!钱又无!老婆又走佬!”、“减减减,全场一折”等等小摊小贩为招揽生意编造的理由。书写中充满了底层社会生活的粗砺感和生猛力量,不时还配上一些歪歪扭扭的图像描绘,形成一种鲜活的水墨涂鸦。阳江组说:“不要跟传统有任何的纠葛,反而平民化是我们最关注的,这种又是传统里面不受提倡的,他们认为是下贱的。比如破产的小商贩要卖衣服,他用毛笔写‘血本无归’,虽然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要写这个文字,他要传达这个消息,说出内心的话笼络消费者来购买,我觉得这种急迫心态,是让他很自然地写了这些毛笔字,你把它放到书法里面就很新鲜了。”

在这种粗砺和生猛的涂抹中,书法的形态被改变的同时,书法从生态上被放归自然,回到大众社会。不仅书法的实用性得到复原,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被重新建立起来,底层社会生活透过这种水墨涂鸦被映照得非常生动、准确。

水墨书法通过阳江组的实验,被赋予在当代的社会文化情境下以新的可能性和生命力,这在当今当代书法脱离当代社会大环境,发展遇到困境的时候,阳江组的书法实验无疑拓展了书法在当代的发展空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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