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组：酒，集体和底层书法——胡昉访谈郑国谷

集体

胡昉(以下简称"胡")：你对这种集体性的创作一直有相当的兴趣，是不是直接促使了阳江组这样的集体创作方式？

郑国谷（以下简称"郑"）：对。早在阳江组之前，我们那个建筑小组(阳江一美设计)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比如接到一单活，我们三个人就会相互讨论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或者一人做一张再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建筑的造型、空间怎么处理。这个好一点，我们可以挪移，三合一，合成一幢建筑。阳江组也是这样，都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讨论，几种思维混杂在一起。我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

胡：阳江组更多地以书法作为创作的媒介展开工作的，几乎每个项目都跟书法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是不是与陈再炎是书法出身有关系？

郑：对。其实是陈再炎和孙庆麟他们给了我启示，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孙庆麟讲的一个故事吧！他说他的伯舅公还是谁老一辈的人，是个打铁的，整天打铁，是不会写字的。他隔壁就是个卖春联的，春节期间他没铁打，就看着卖春联的卖得很热闹，也买那个字回去临摹，他根本不认字的，就练，练得很好啊，就照那个字画出来或者写出来，以后他也摆春联，也能卖啊！等于一个文盲为了帮补生计，他也可以写书法。我也提出来文盲也有书写的权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感悟。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对写字和书写是最有自卑感的，因为老师也没有鼓励过我，老骂我，这个字写得那么差，要我重写多少遍多少遍，所以我对文字是很恐惧的。给孙庆麟这样一提，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刚好陈再炎又是一个对传统比较了解的人，我可以做空间，把书法容纳在想象的空间里面来，这样的组合各有所长，就有点天衣无缝了。

胡：孙庆麟没有学过书法的？

郑：对，但是他经常跟老头去比书法，通宵喝酒喝醉后，早上五六点，那些在阳江公园里的老头，经常用水蘸着写字，相互比来比去，孙庆麟就醉醺醺地说，你们都不行，我来。（笑）老头都吓坏了，这么一个小年轻，根本没有功力。但是在书法里面我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孙庆麟，因为他有一种天生的书写的素质在里面，你看他书写的动作，是很精彩的。

胡：连你也感觉好像被激励了。

郑：对，突然多年来的阴影一扫而散了，把我真实的书写显现出来了。

酒

胡：阳江组的创作好像跟酒的关系特别密切。

郑：他们都喝酒，我跟他们喝了好几年了。有时候喝得连记忆都没有，就回去写。第二天晚上去那里一看，怎么墙上又多了一张书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第二天醒了就发现多了一张书法，或者多了一堆书法，有时候把车都写了，车都写满毛笔字。

胡：这跟你自己创作的状态很不一样吧，像你的绘画和摄影。

郑：对，那不是醉的状态，那种没办法，但我觉得书写跟酒很有关系。但我发现我下面街上有一个更疯狂的人，可能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这个词来自于郑国谷的摄影"我和我的老师"，他把生活在街头的一个疯子称作"我的老师")的同事吧，每天都在写，写满了一条街。

胡：写在地上吗？

郑：就是写在地上，我们每天从楼上往下看都不一样。他不知从哪找的白色的东西写的，写的是圆圈里面还有一个圆圈，或者一个米字加一个圆圈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吧。这条路和那条路都会写满，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工作的。有一天我早上四五点回来的时候碰到他，他在写字。

胡：所以你就拍了他的肩膀。

郑：对！但是我清醒的时候我会和他保持距离。因为我没有留意到这个人，他睡在那棵树的下面，一躺你就不会发现有一个人的。现在我又多了一个......

胡：又多了一个"我的老师"。

郑：对啊！（笑）这个是书法的老师。不过就这一两年发现的。或者他是命运安排给我的启示吧。

书法

郑：阳江组对书法的介入，更多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状态。

胡：就像你当年介入影像？

郑：影像也是这样啊，我对影像是持不同政见的。执政党怎么说，我们就反对它。它说影像是关注街头巷尾的，我们就跑回家里干；它说影像是关心人的，我们就做模型。
我们看书法也是这样。比如书法，那时候有十条条例，我看着就觉得很搞笑。比如说，书法应该以单体字为正宗，那我们就抄，抄报纸，抄一篇；一定要写得很正，那我们就横七竖八。

反正我们是持不同政见的，他们认为书法是有一个定论的，我们就提出来"书法之外还有书法吗"？他们就说我们是流亡书法家，流亡在外的书法家，那次水墨双年展，有人看了我们的空间"最后一搏"说，阳江组是一拨水墨流氓，说我们在大耍流氓，艺术家纷纷越轨。（笑）

胡：实际上它是无法而法。

郑：对。我觉得书法里面所谓的正宗只是一种近亲的繁殖罢了。比如临草书一定要临得像张旭或者怀素，学《兰亭集》一定要学得像王羲之那一类，不知不觉你就逃离不出来了。反而我请一个开摩托的人来写书法，这种平民化在书法史上是没有的。突然我们就明白了，书法在最底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希望，而不是说一定要练到大家一样，练到五六十岁，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跟古时候谁谁谁可以媲美的，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把书法带入了像"跳楼价"这种现代书写里面，这样反而会更有意义。

胡：而且很多书法的内容来源于大众传媒。

郑：报纸啊、日常的一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是从传统那里逃离出来了。我们阳江组的宗旨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要跟传统有任何的纠葛，反而平民化是我们最关注的，这种又是传统里面不受提倡的，他们认为是下贱的。比如破产的小商贩要卖衣服，他用毛笔写"血本无归"，虽然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要写这个文字，他要传达这个消息，说出内心的话笼络消费者来购买，我觉得这种急迫心态，是让他很自然地写了这些毛笔字，你把它放到书法里面就很新鲜了。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这个就出来了。

胡：这里涉及到表达的紧迫性，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的时候就不会去管......

郑：不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它们传达一个信息。但跟传统书法比较，你也会发现它有一个审美在里面，因为没有人这样去做的。

阳江组的书法实验浅析

阳江组对书法的介入压根就是持不同政见的，其书法创作是从逃离开始的。要想获得新的可能性必须先脱离传统书法体系，他们首先发问“书法之外还有书法吗？”。回到“书法”本质——“书写”和“书写的人”寻根朔源，以回到书法体系形成之前寻找和发现问题，于是有了阳江组介入书法的宗旨，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郑国谷在和胡昉的一次访谈中说：“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孙庆麟讲的一个故事吧！他说他的伯舅公还是谁老一辈的人，是个打铁的，整天打铁，是不会写字的。他隔壁就是个卖春联的，春节期间他没铁打，就看着卖春联的卖得很热闹，也买那个字回去临摹，他根本不认字的，就练，练得很好啊，就照那个字画出来或者写出来，以后他也摆春联，也能卖啊！等于一个文盲为了帮补生计，他也可以写书法。我也提出来文盲也有书写的权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感悟。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对写字和书写是最有自卑感的，因为老师也没有鼓励过我，老骂我，这个字写得那么差，要我重写多少遍多少遍，所以我对文字是很恐惧的。给孙庆麟这样一提，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

书法，书写之法。在传统书法体系形成之前，有书而无法，书写文字传递信息而已。既然无法，也就没有法家，则人人可以写。阳江组一下子开阔了，仿佛进入了一片自由天地。他们带着书写用具笔、墨和纸回到了书写的初始境地，把书写的工具和权利交还给了草根民众。

在阳江组的作品中，书写经常是由骑摩托车载客的人、或卖东西的小摊贩等没有受过任何书写训练的普通市民完成的。与传统文人大家和名贤高士相比，书写的工具和权利一旦交到了草根百姓手里，书写的内容自然不再是千古名篇和寄情山水，而主要来源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如“爱子吸毒！女儿去癫！！！劲减”、“人又老！钱又无！老婆又走佬！”、“减减减，全场一折”等等小摊小贩为招揽生意编造的理由。书写中充满了底层社会生活的粗砺感和生猛力量，不时还配上一些歪歪扭扭的图像描绘，形成一种鲜活的水墨涂鸦。阳江组说：“不要跟传统有任何的纠葛，反而平民化是我们最关注的，这种又是传统里面不受提倡的，他们认为是下贱的。比如破产的小商贩要卖衣服，他用毛笔写‘血本无归’，虽然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要写这个文字，他要传达这个消息，说出内心的话笼络消费者来购买，我觉得这种急迫心态，是让他很自然地写了这些毛笔字，你把它放到书法里面就很新鲜了。”

在这种粗砺和生猛的涂抹中，书法的形态被改变的同时，书法从生态上被放归自然，回到大众社会。不仅书法的实用性得到复原，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被重新建立起来，底层社会生活透过这种水墨涂鸦被映照得非常生动、准确。

水墨书法通过阳江组的实验，被赋予在当代的社会文化情境下以新的可能性和生命力，这在当今当代书法脱离当代社会大环境，发展遇到困境的时候，阳江组的书法实验无疑拓展了书法在当代的发展空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