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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政如何影响公共艺术

2010/8/11

受近两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今年5月的英国大选备受各界期待,经历金融海啸的巨大创伤,英国各界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能引领国家走出阴霾、重建经济。根据英国传统,政党政治与文化艺术创作一直保持“一臂间隔”的距离,即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赞助、公共拨款等不得干涉艺术创作;而文化艺术也极少成为政党竞选的重点。在今年的大选前,各党派的竞选宣言中就鲜有提及文化艺术,保守党宣言的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分更只有短短300多字。然而,一向依靠公共拨款和基金会赞助的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室等非盈利文化机构受到今年经济状况的牵连,在各地区议会的经费缩减浪潮中遭受重创,因此,大选结果及新政府在公共文化艺术方面的政策让一向与政界保持距离的文化艺术行业陷入了紧张的期待。5月7日,大选抛出戏剧性的结果——三个政党均没有取得超过半数的326个议会席位,形成了自 1974年以来第一个无多数议会(Hung Parliament)。5月12日,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宣布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工党连续13年的执政。选举中,保守党承诺搁置加税计划,并从政府行政、公共事业等方面节省开支、缩减预算以减少财政赤字。不加税承诺无疑成为赢得中上阶层的选票的有力筹码,然而,缩减预算的决定也印证了公共文化艺术业界的忧虑,让本来就不明朗的行业前景更现出一片愁云惨雾的气象。

选举前,业内人士的忧虑主要集中在三点:1、现行的公共博物馆门票免费政策是由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于2001年提出并执行的。在免费政策实施后的前五年中,英国博物馆的观众人数增加了83%,这一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博物馆带来更多进门客,更大大降低了社会底层低收入人士、少数族裔等人群享受公共文化生活的门槛,促进了工党的社会包容方针(Social Inclusion)的实现,甚至被认为是英国政府文化政策的基石。2007年,泰特美术馆馆长Nicolas Serota、大英博物馆馆长Neil MacGregor以及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Charles Saumarez Smith就曾联名写信至《卫报》,称赞博物馆免费政策是工党政府“最为重要的成就”,并呼吁保守党尊重和保存这一原则。尽管在今年的大选前,保守党也在媒体采访等场合承诺保护文化遗产事业和公共博物馆的免费措施,但这一承诺能否得到兑现仍是悬念。一旦公共博物馆恢复收费,影响显然不仅在于游客数量和机构收益。2、20世纪80年代的老保守党曾经反对公共资金流向艺术,政党的形象也靠近上层阶级、排斥移民,被认为是“富人的政党”,这样的政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事业被认为会更倾向于所谓“白人主流文化”、“高雅文化”(Posh Art),而先锋前卫艺术、小众文化、独立机构等则难免遭遇冷落,极不利于多样性发展,甚至影响工党苦心经营的包容性社会文化。3、随着2012伦敦奥运的临近,政府对艺术、体育、文化事业的预算会优先考虑奥运相关事项,这让本来就激烈如战场的文化艺术经费竞争更趋白热化。遭到经费缩减的机构则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生存之道——或者说,这已经是英国整个非盈利文化艺术行业都不得不面对的境遇。根据大选前一个月英国艺术基金会(Art Fund)的调查显示,全英276家受访博物馆中有60%的机构都认为应对大选后不可避免的经费缩减是机构目前最大的挑战。

新政府、新人事、新政策

5月13日,卡梅伦宣布了新任内阁的部分名单。从2007年保守党影子内阁改组时开始担任影子文化大臣的亨特(Jeremy Hunt)走马上任新职位“文化、奥运、媒体与体育大臣”(原为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奥运事务另有独立部门处理)。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牛津大学、喜欢跳拉丁舞的亨特被认为是一个“聪明、体贴、风度极好又和蔼可亲的人”,是那种“你会想带回家介绍给妈妈认识的男性”。不同于许多保守党同侪的严谨低调,亨特从担任影子大臣时就乐于出席艺术活动场合,并高谈阔论他钟情的乐队和书籍,甚至在Twitter上公布他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小名为“小虎”(并说这是因为今年是虎年)。他被认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不仅仅认识到艺术作为英国公众生活的奢侈调味品的价值,更懂得艺术作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血液的重要地位” (5月13日《卫报》专栏评论)。英国媒体与公众对亨特的评价颇高—一方面,他有公共文化艺术事业的相关经验、有品位;另一方面,他的活跃、亲切与浑身散发的个人魅力也恰好与保守党卡梅伦和自民党克莱格共同组成的年轻内阁非常“对味”。

而在政策方面,新保守党继承了前任内阁文化大臣裴农(James Purnell)提出的“卓越艺术”的理念,从观念上提高了艺术在国家前途发展中的地位。这位工党文化大臣在2007年发布的McMaster报告中,把原工党政策下艺术作为社会民生政策助力的地位完全调整,改为关注艺术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质量,追求“卓越”的艺术。这份报告被认为是近年来工党最为重要的文化宣言。而追求“卓越”的口号则在今年的大选中被保守党政府所利用,认为其有助于恢复国民对国家经济和世界地位的信心,也符合保守党的“精英”形象,甚至被用作为保守党新政的中心思想。亨特笑言他的工作就是利用文化艺术为保守党的死板形象“排毒”。他提出了新政府在公共文化艺术事业的三点原则:

1.推动公共艺术拨款和私人艺术赞助的结合发展,更着力于慈善事业的推广;

2.通过保留公共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免费政策及各种教育项目向全民提供欣赏高质量艺术的通道,保证尽可能多的人享受文化生活;

3.重申政治与文化艺术的“一臂间隔”原则,保证拨款决定不受政治影响。

那么,新政府、新人事、新政策在公共文化艺术方面到底搬出了哪些具体改变呢?

天平的两端:新政策面面观

亨特在大选前后各种采访中都提过,受巨额财政赤字和金融海啸后遗症的影响,公共事业领域的经费缩减是无可避免的,文化艺术自然也是受灾户之一,其中一个缩减的大部就是行政支出,包括文化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简称DCMS)及其下的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 Council England,简称ACE)、顾问机构和周边机构等。5月19日,亨特在伦敦发表演说,宣布DCMS将缩减6100万英镑(本文货币单位皆为英镑)预算,为填充政府的6.2亿财政赤字作贡献。其中包括缩减伦敦奥运交付管理局(Olympics Delivery Authority,简称ODA,是负责伦敦奥运筹备和运行的独立机构,类比北京奥组委)的开支达2700万;DCMS内部各机构整体缩减预算 3%;ACE预算缩减约500万。对此,亨特解释道:“我明白这些决策不是一般的令人难以接受,但现实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公共事务支出远超政府负荷。帮助经济回到正轨并修复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目前政府所有部门的首要任务,尤其是艺术和文化这类可以从私人资金大量获益的领域。”不管这位新大臣的说辞多么委婉动听,DCMS的决定无疑令已经在经济衰退中举步维艰的公共文化艺术事业雪上加霜。目前,这些缩减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机构的实际运作。例如,各地区议会都提倡其下机构推行“吝啬的文化”,即要求机构在各个方面节省开支,鼓励员工尽量少请假,甚至在能源电力等方面省钱,一些暂时空缺的职位也被取消。

幸而,亨特也给业界带来一些好消息,他表示将会通过各种渠道保证艺术、文化遗产和体育事业每年各自增加5000万收入。首先,政府将对文化彩票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简称HLF)的使用进行改革。源于1994年的HLF原定用于发展艺术、文化遗产、体育与公益事业,创立至今已为这些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超过8 亿。然而,工党执政期间基金被挪用于公共卫生、教育等事务,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的建设也与地方经济重建和城市规划紧密联系,因为被政府用于政绩建设而屡遭诟病。作为新政的第一条措施,亨特提出恢复基金最初的愿景,“为艺术而艺术”,保证艺术、文化遗产、公益事业在2012年前每年各获得基金总收入的 20%,并督促大彩票基金(Big Lottery Fund,简称BIG)专门资助志愿团体和社区机构,剩余的40%由基金自由支配。亨特表示,这20%的比例只是暂时性的,在奥运会之后,文化艺术事业将会获得更高比例的资助。

===下一页===

其次,新政府提出了“培养付出的文化”,准备对捐赠、慈善事业进行大幅改革。第一是对“礼物援助” (Gift Aid)政策的改革。Gift Aid是由英国收入税制度延伸的税费减免政策,允许个人以现金形式向慈善机构捐款,经过申报和认证后获得从18%到40%不等的收入税减免(关于各国对艺术捐赠的税费优惠,请参阅本刊2009年8月刊《可税前扣除的捐赠与民营美术馆》)。新政对这一制度的改革主要在于建立新的减免税率系统,简化捐赠和申报步骤,并且鼓励慈善机构把获得的捐赠投入到长期的公共设施建设,希望这些投入可以获得实际的回报,而不仅仅在于填补机构的财政空缺。第二,是鼓励“替代收入”政策(Acceptance in Lieu Scheme),允许纳税人以向国家捐赠重要艺术品或文物以代替遗产税的一部分,捐赠品将会进入国立博物馆、档案馆或图书馆的收藏。第三,鼓励私人对杰出艺术机构的长期赞助,以恢复自经济衰退以来大幅减少的私人捐助。目前,英国大部分公共博物馆都接受以商业合作、展览冠名、橱窗展示等形式进行的捐赠,例如 V&A博物馆就与汇丰银行、Topshop流行连锁等商家进行联动,但还没有建立起美国博物馆界流行的荣誉理事会制——慷慨的捐赠者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理事会,参与机构的运营事项。新政府此举是有意引进类似的系统,让非盈利文化机构更多地从私人资金受益。

好消息,然后呢?

虽然亨特充满热忱,新政府对改革的决心也让人信服,但是就已经公布的方针和政策来看,业界仍然面临许多难题。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改革中许多政策的受益者都是大型的公共机构,例如HLF、私人长期赞助等——商家显然希望自己的品牌出现在伦敦市中心的大博物馆,而非边缘小城的地区小展览中。然而正是那些小型的独立机构、社区机构更难受到一般大众或商家的青睐,因而难以获得赞助,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而对于文化艺术机构自身来说,在经费逐渐减少的困境下,机构内部各部分的投入比例也要相应调整,以维持机构生存为要。其中一个方案便是着重举办吸引眼球、吸引外地游客和相应收入的“大制作”,而相应减少实验性前卫展览或严肃学术性展览的投入,甚至缩减收藏、研究经费以及裁减人员。内外因结合的结果是,大型机构或许不会在这场风暴中受太大损伤,但长远看却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牛津大学、“富人政党”出身的亨特是否能够做到除了去泰特美术馆为“大制作”剪彩以外,也关注到小型机构和独立机构的生存状况,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呢?抑或是,建立起大博物馆独大的文化寡头政治?这正应了之前人们对保守党的商人本质的质疑。

此外,在英国,许多独立艺术家是通过与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合作,获得佣金或委托金而生存、创作的。这些机构的经费减少,连带也让赖以生存的艺术家受到冲击。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策展人Jean就曾打趣道:“许多美院的学生跟我抱怨说没米下锅,我就跟他们说,向我学习,找份正经工作吧!”再有,保守党在移民政策上对外来移民的步步紧迫,也可能引发行业内劳动力的换血。英国以创意文化产业和文化艺术教育闻名于业界,目前,在博物馆、美术馆、商业画廊、设计、教育各行业的从业者,以及为数众多的独立艺术家中,不乏来自非欧盟国家及亚洲各国而又未取得移民身份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不得不在越来越苛刻的签证标准下离开英国。

另一方面,目前的境遇也许反而为旅英的中国艺术工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由于中国日渐提高的国际地位以及艺术家群体、收藏家群体和艺术机构的日益活跃,英国艺术界也开始盯紧这个巨大的市场,有意发展与中国相关的项目。例如明年2月将在苏格兰伯勒尔收藏馆(Burrell Collection)开幕的《晚清碎影》展览近日就从政府获得一笔经费,策展人透露拨款针对的不是展览本身,而是展览开幕安排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有助于发展社区合作和吸引更大的观众群体。对于有意在英国发展的艺术工作者来说,这正好印证了“危机就是转机”的说法。

排除各种不明朗因素,对于一个刚刚满月的新政府来说,一切对政策的评论都言之过早。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卡梅伦政府带来的新气息为英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而文化艺术则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亨特所说:“对我来说,文化不只意味着创意工业产生的职位,也不只是它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只是那些数百万人涌向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所能欣赏到的东西。文化更是对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定义,文化帮助我们了解和分析周围的这个世界,甚至逃离它 ——而我们只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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