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被禁的当代艺术作品

Video still from Wojnarowicz's "A Fire in My Belly"

在去年的11月30日，史密森学会唐突地要求华盛顿国立肖像馆将David Wojnarowicz的电影“A Fire in My Belly”从正在举办的“Hide/Seek”展上撤下，此举是收到了来自保守派和天主教组织的抗议而做出的决定。据国立肖像馆的Doug Harvey解释说，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威胁如果不将Wojnarowicz的作品从展览上撤下，则会削减史密森学会的财政资金；与此同时，Eric Cantor称Wojnarowicz的这部电影——其中有11秒的镜头描绘了蚂蚁从耶稣受难像上爬过的场景——是“对纳税人的钱进行极端无礼地运用，也是一种在圣诞节期间试图冒犯基督教的行为”。

这并不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保守派的攻击了。企图削减艺术资金以及压制有争议的艺术作品长期以来是一种颇受喜爱的获得主动权的方式，此外，政治家们也通常使用竞选活动抵制艺术家。

An assistant stands in front of Siqueiros’s "America Tropical"

当墨西哥共产主义壁画家David Alfaro Siqueiros1932年来到洛杉矶时，他受命在Olvera Street地区一面巨大的墙上创作一幅作品。他描绘了一幅“一个墨西哥农民被钉死在美国秃鹰标志下的十字架上”的场景，内容犀利而又直接。这幅壁画并不受当地掌权人物的欢迎，因而“在一年内将整面墙壁刷白——据说这是受市区英国商界的指令行事的”。

Workers hang photographs for the exhibit "The Perfect Moment" in 1990

20世纪80年代晚期，由多年来Reaganite社会-经济政策振兴的右派通过以艺术家为目标鼓舞了文化的复苏。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摄影师Robert Mapplethorpe。这位摄影师的作品被Nation的评论员Arthur Danto称为“拥有极高的个人风格和魅力”的静物照，作品主要内容是一些裸体的人物形象和BDSM的场景。

1989年，保守派向华盛顿柯康美术馆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取消罗伯特的作品巡展；第二年，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的主管又因举办了罗伯特的作品展而面临猥亵罪的起诉。然而，该作品展仍然正常举办，这在该艺术中心的历史上可谓是最光彩夺目的一章，右派则不得不转向了其他目标。

Detail of Serrano's "Piss Christ"

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作品“Piss Christ”毫无疑问是一件充满了争议的艺术品，这很大部分要归因于狂热的右翼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煽动。参议员Jesse Helms对这件作品感到义愤填膺，参议员Al D'Amato称其为“应该受到责骂的、应该给予藐视的对粗野行为的展示”，宗教领袖Donald Wildmon则称其相当于“对反基督教的盲从”。

在一场争论之后的采访中，赛拉诺说：“我并没有在我的作品中对教派表示谴责，因为我认为我的作品反映了教派的价值。”保守派并不同意他这一观点，并且以赛拉诺从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获得了资金为由谴责NEA，甚至赞成对经销处大规模的资金削减。尽管经销处从“Piss Christ”的斗争中幸存了下来，右派对联盟资金用于富有争议的艺术家的抗争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下一页===

Holly Hughes performing "World Without End"

在塞拉诺之后，右派将他们恐吓打压的策略转向了新的目标：1990年，在霍利·休斯（Holly Hughes）、卡伦·芬利（Karen Finely）、蒂姆·米勒（Tim Miller）以及约翰·弗莱克（John Fleck）四位艺术家提交的申请书已经被同业评审小组一致批准之后，NEA主席John Frohnmayer宣布这些艺术家将不能获得基金资助。

这所谓的NEA Four控诉他们由于政治背景而被拒绝基金的申请：他们的作品都处理了一些在社会上受到控诉的主题：从性到男女平等主义再到身份。而在经历了“Piss Christ”的争论之后，NEA正处于防御状态之中。

Karen Finley in front of the Supreme Court

NEA Four就NEA的决定提起了上诉，并赢得了最初同意授予的钱。但是在1998年，法院对这个机构过去授予基金的标准的模糊和主观礼节表示赞成。这对于NEA Four和那些希望获得联邦基金的艺术家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Detail of Chris Ofili's "The Holy Virgin Mary"

当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的油画“The Holy Virgin Mary”1999年出现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一个展览中时，The Nation报的Katha Pollitt称之为一幅“有趣、艳丽颇有几分甜美的”画作。自封为品味和道德的守护者的那些人却不这么认为；随后，纽约市市长Rudolph Guiliani试图将这件作品驱逐出该展览，Camille Paglia则称这幅画为“反天主教的”。

Guiliani输掉了这起诉讼案件，正如Pollitt所说的那样，他的暴行毫无新意：“美学和政治保守派从当代艺术出现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在抱怨。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振奋，这也不是一种爱国的伙食健全的行为…艺术评论的历史应该给我们带来暂停的时刻——它通常会导致更多的篝火而不是具有持续利益的艺术品。

Blu mural on MOCA’s Geffen Contemporary building

最近，在洛杉矶出现了另一次用白色涂料遮盖艺术创作的事件：意大利街头艺术家Blu在MOCA Geffen Contemporary建筑的墙上创作了一幅巨大的壁画，来支持当时即将开幕的”Art in the Streets”展，他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这幅大型壁画的创作。MOCA总监Jeffrey Deitch对这些呈网格排列的棺材、以及其上覆盖着的国旗大小的美元钞票不以为然，但许多艺术界人士将这种自我审查的行为看作是对该机构可靠性的过度伤害。

将Wojnarowicz的电影作品从国立肖像馆的展览上撤下以及将Blu的壁画擦去“似乎都是在草率之中犯下的大错，也许是由于Twitter时代瞬时宣传产生的威胁而带来的一种逼迫感，”Harvey写到。但是“随着更多针对这个勇敢而又全新的数字世界的审查制度战争的发生，这些笨拙的攻击在具有等级制度象征意义的礼节上，看起来就好像是处于怀旧情感而对认识论进行的练习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