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今年上双主题”排演“的访谈

上海双年展：排演
访谈者:艺术ISSUE
被访谈者：高士明 (2010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

Art Issue:为何选定“排演”这一展览主题？这一主题的意义何在？策展理念是什么？

高士明：表面上“排演”是一个戏剧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从戏剧的概念出发来想问题的。对这届双年展来说，“排演”并不是一个主题而是对双年展的重新定义。因为现在太多的展览都是这样的模式：先提出一个含糊的题目，策展人挑选与这个题目有关的作品放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剧场化的奇观。世界上的各种展览大抵是这样。这就会有一个问题，艺术家难以摆脱那种被当成“插图”的感觉。策展人的理论越强，观念越强，艺术家就越容易成为标题或者展览结构的插图。此次上海双年展力图打破这个流俗的模式，因为“排演”不是标题，所以策展人也无法围绕着“排演”去选择作品。“排演”是对展览的一种界定，一般的双年展，大家都会把它想象成剧场，其实所有的展览从根本上说都是剧场。因为它是一个剧场，似乎无论怎么强调跟观众的互动，本质上它都已经封闭了。在剧场中，连进来看戏的观众都是带着观众的面具，都在扮演观众这个角色。而这次双年展首先要说——展览是“排演”而不是演出。
此次上海双年展的策展思路其实是基于两个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是，当今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一个难以定义的状态。去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是备受好评的一次大展，策展小组“WHW小组”来到中国参观了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最后却一个中国艺术家都没有选，这是很有意味的。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似乎难以界定，难以定义，难以阐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这种难以界定的状态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一种群体性的疲惫感，从去年到今年，在我跟大量国内外艺术家的讨论过程中，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疲惫，困惑，迷茫。大家对现在这种工作方式并不满意，但似乎大家又找不到方向，最普遍的感觉是这样惯性的工作没劲。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艺术系统太强大了。艺术系统是指美术馆、策划人、批评家、画廊、拍卖行、博览会、艺术史等共同构成的一种视觉-意义-资本的生产-消费系统。今天，这个系统本身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太强大了，这么强大的系统生产远远地盖过了个体艺术家的创造力，个体艺术家的创造力远远低于系统本身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力已经快被这个系统消费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前年在策划广州三年展的时候，当时就有艺术家，像刘韡和储云就提到“社会订件”，就是发现今天艺术家大都在做完全“正确的”作品，这种“正确性”在于它实际上符合某种社会订件。“社会订件”并不是说有某个人或者具体的机构给你下订单，而是说这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订单，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定制着一种艺术需求、一种艺术观念、一种创作类型、一种展示方法、一种阐释模式，大家摆脱不了这种我们在艺术系统的恢恢天网中的“被雇佣感”。艺术家徐震在我们学校策展系的讨论课上抱怨说，现在整个艺术界到处都在“cosplay”，谁都不知道原创点在哪。我想这是出于同样的焦虑。
实际上，不论是“社会订件”还是“cosplay”，都在提醒我们，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正面临着一个体制的深渊，而这个体制的深渊或多或少是由国际大展在操办着。当代艺术正在典范化、体制化、套路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fine art”，一种标准化的当代艺术。我认为这种现象与当今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以及当代艺术家的资产阶级化是很有关系的。当代艺术不再是“野性的思维”，它面临着被资本驯化的危险，它成了“生产”。这两年，我在跟艺术家的讨论中不断感受到对现状的困惑和不满，这次上海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的策划起点就是这种困惑和不满。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策展？答案是，因为我对艺术不满。
艺术界本身就是一个剧场，全世界的艺术体系所笼罩的“艺术世界”就是个剧场，而我们所有人等都在其中扮演着某个角色，我们都被这些角色所控制，日复一日地表演着。在今天，尤其所谓国际大展，更是一种虚假的伪代议制的剧场，这个剧场中的议会式的presentation就是在场或者呈现方式已经高度套路化了，所以让我们开始排练吧！让我们在排练中把我们的个体从形形色色的角色扮演中解放出来。是的，我们都在角色扮演，库哈斯在扮演库哈斯，奥拉弗在扮演奥拉弗，徐震在扮演徐震，曹斐在扮演曹斐，一起来排练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自我排演，自我改变，排演就是改变，排演就是实验，排演就是反对一切既定的现成的套路化的东西，继续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排演”是一次动员，动员所有处在创作困境、创作危机中的艺术家一起来到这个艺术与自我的排练场中，试图完成一种“主体之解放”。这是我们的目的，是“排演”这个词对于双年展的真正意义。所以这次我们不在乎参展艺术家是不是所谓明星或者“新人”，我们在乎的是他是不是感受到了艺术的困境，是不是感觉到了创作的危机，是不是迫切想改变这种危机，摆脱这种困境。这个困境在我身上也同样存在，我们一起来认识这种困境，尝试着克服这种困境。
　　我思考的另一个角度是：实际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实际上一直有两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一条是制度批判，反思和挑战艺术的生产和展览体制；另一条是社会参与，致力于把当代艺术和种种社会运动相结合。这两条线索彼此交织、此起彼伏，几乎覆盖了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满世界都在“角色扮演”，实际上所有的国际大展中都有近一半的作品在社会参与，另外一半在搞体制批判，这已经形成体制了。也就是说，体制批判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体制。而社会参与的问题在今天也是扑朔迷离，艺术家到底应该用什么姿态来介入社会，艺术家介入社会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用一种主权者的姿态介入，艺术家不是救主，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绝对不是用艺术拯救社会，当年现代主义者们试图用艺术去改变生活，改造世界，这个幻想早就湮没了，而在今天，艺术日益体制化，似乎只有社会、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才能救赎艺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邀请社会中的无限差异的他者进入到我们的艺术排练场里。我们希望越来越体制化的当代艺术，越来越经典化的，越来越成为“Fine Art”的当代艺术能够重新蕴生出它的活力，重新积聚起它的能量。为此，我们希望通过策展使艺术家进入到一种排演状态之中，并且通过排演走出困境。

Art Issue:今年的双年展在展览方式、艺术家选择等方面是否会呈现与往年不同的特质？

高：在呈现方式上，会与以往上海双年展有所不同。首先策展进程分两步走，展开与集聚。双年展是由一次次的“排演”构成的，这是在一个时间线索上进行的，是行进中的。比如，我们跟长征计划合作的“胡志明小道”就是一场“排演”。这场“排演”试图在“胡志明小道”这个地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的历史性现场来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历史、政治处境，试图在一种“或历史状态”中重新背上历史的包袱，重新认识自身，重新使我们的生命历史化。这场“排演”涉及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在双年展开幕之前就首先会在北京开始。
同样，我们也会跟一些国际上重要的艺术机构，来共同“排演”，在美国和欧洲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排演”。也就是说巡回排演在展前就开始了，在十月份上海双年展上，已经发生的这些“排演”共同汇聚到上海双年展的展厅里，可能到时观众看到的是一幕又一幕的排练场。我们要把机构变成舞台，把institution重新变成project，变成我们的排练场，与大家一起把问题掰开，把艺术家创作的困境和焦虑呈现出来。同时，“排演”也是一种方案，是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在巡回“排演”这部分里，“排演”本身是不确定的，永远没有完结，甚至一直到上海双年展都不是最终的状态，上海双年展在十月底开幕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排演仍在进行，它的某些部分可能一直延伸到明年的年初。
对“排演”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哪些艺术家参展，呈现了哪些作品，而是这个艺术家在2010年的“自我排演”，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排演关注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场的“呈现”，我不太关心“看上去怎样”，我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我关心的是它是否在很多人的生命中真实地发生了（而不是习惯性地参展），它是艺术史和社会史中的一个事件，在一段历史上发生了，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发生了。我强调的是“发生”和“展开”的部分，而不是强调最终的呈现。也就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展览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展览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卷入这个计划里面的个人和机构能够因为排演而发生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展览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前期的三到四次“排演”，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胡志明小道”计划就是其中一个，大约有十个左右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个“排演”单元。这次双年展在艺术家的选择上，国外的艺术家会比中国艺术家多一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世界性的，不只中国艺术家陷入到前面所说的困境，全世界都陷入到同一种困境——这是一种艺术的“系统病”。“排演”要真正地进入到一种真正的排演状态，所以所选择的艺术家要敢于改变，敢于从自己的或许相当成功的角色扮演之中脱身出来。
对今年的上海双年展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语境——世博会，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语境。这个语境对上海双年展意味着什么？每届上海双年展都有大约30万观众，以前上海所有认为自己是当代人的年轻人都要去看双年展，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去看某种“奇观”。而在今年，在黄埔江的对岸奇观多得是，世博会才是最大的奇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双年展可能更多地要发挥它的认知深度，而且它要更多地思考艺术界自己的问题，因为已经迫在眉睫。
　　
Art Issue:面对世界范围内日渐增多的双年展，您觉得上海双年展所坚持的立身之本是什么？

高：上海双年展是中国唯一的由政府主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展览，是各种不同的艺术观念和形态进行协商的场所，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是不可替代的了。另外，它有自身坚持的文化线索，这个线索可能要过相当长的时间，大家才可以来正视它。上双可能在当代艺术实验的意义上不是最纯粹的，但是它承担了比当代艺术实验更普泛的使命。上双的发展跟中国社会的发展，跟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所遭遇到的时效性问题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上海双年展理解成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社会装置。上双是从上海这座城市所折射出的中国问题出发来自我演练的，前面几届城市的动员力以及跟市民的互动上面也做得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