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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以此纪念在2020年离开设计界的他们

日期:2021/4/6 至 2021/4/6     地址:卷宗Wallpaper
       

在2020年我们曾说,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1亿,这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役随着疫苗的诞生似乎开始进入尾音。然而有一部分的伤痛与遗憾注定留在了2020年。清明,只能以片刻文字纪念那些在2020年离开设计界的他们。他们即便离去,但每个人都以人生最真诚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向前。

日本时装设计师Kenzo Takada也是同名品牌Kenzo的创始人,在1970年代为法国时尚带来了不受限制的剪裁、充满活力的色彩和创造性的能量,并使裁缝协会摆脱了高级时装沙龙的保守主义。他25岁前往巴黎开始了时尚事业,曾在纺织制造商Pisanti担任设计师,1970年在Galerie Vivienne开设了他的第一家精品店“丛林日本(Jungle Jap)”,墙壁上画着热带景色,灵感来自卢梭的《梦想(The Dream)》,并在这里上演了他的第一场秀,带来无拘无束的造型、艳丽色彩的印花,让模特如向日葵一样灿烂。使得一种年轻时尚来到巴黎,为法国成衣带来了一种新的精致舒适感。

Kenzo Takada色彩明亮的手绘


Kenzo Takada于1999年举办了他在巴黎的最后一场秀后,品牌被LVMH收购。此后,Kenzo一直保持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产出,经典的狮子图案,在面对自然世界的脆弱时,花卉印花则诠释了和历史性的关联。2019年,Takada推出了生活方式品牌K3。Kenzo现任创意总监Felipe Oliveira Baptista说:“Kenzo Takada惊人的力量、善良、才华和微笑都是有感染力的。它将继续生存下去。”

上图:Kenzo Takada在完成第一家精品店“丛林日本(Jungle Jap)”墙上的壁画。
下图:Kenzo 2021AW系列

Cini Boeri对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和经济十分感兴趣。她认为,美是功能的结果,只有有用的,持久的建筑设计才能给世界带来乐趣。对她来说,建筑物和空间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并使他们快乐。Boeri 1951年毕业于米兰理工,直到1963年,她才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工作室。可能因为她在二战时期的成长经历,她对工业设计和经济,从材料技术到制造的每一个阶段都抱有热情。她的许多设计都是模块化的,通常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材料。

可以连续弯曲的蛇形沙发


1971年为Arflex设计的蛇形沙发仅由聚氨酯泡沫制成,并且以米为单位销售,因此连续弯曲的沙发可以适合任何空间。优雅一直是Boeri的产物,1970年为Gavina设计的Lunario系列,1987年为FIAM设计的幽灵椅——一块由12mm厚的玻璃板制成。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材料,思考如何定义舒适度,探讨设计技术与工程之间的局限性。在那个时代Boeri作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她明白设计是如何帮助与阻碍人们生活的。Boeri为米兰Lorenteggio社区的单身母亲设计了一个避难所,设计仅有一张床、一个储藏和一个简单的隔墙,在实现空间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满足着基本的私密需求。她说:“每一寸设计得更好的空间都能为另一位需要帮助的女性打开更多的空间。”而在此后的住宅、办公空间、展览空间等设计上,她总是围绕“心理学”展开,以她对功能性的理解,带给人类更多实用且美的体验。

上图:为Gavina设计的Lunario系列桌(左);为FIAM设计的幽灵椅(右)。
下图:为米兰Lorenteggio社区的单身母亲设计的避难所。

Pierre Cardin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1945年为电影《美女与野兽》设计戏服后饱受赞誉,来到Dior时装屋担任裁缝,并参与了1947年Dior New Look系列的服装制作。1949年离开Dior开创了自己的时装工作室。他几何的剪裁和大胆的实验性自第一次时装秀开始就引人注目,他为披头士的第一张专辑设计了一套无领西装,简单却经典。

Pierre Cardin具有未来感的廓形剪裁


而在二战之后,经济复苏,Cardin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口号,即用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更大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拉近大众与高级时装的距离。他于是将设计卖给制造商,甚至开始将商标授权给成衣商。因此Pierre Cardin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散布开来,除时装外,家具、日用品等各个领域内都有所成就。Pierre Cardin也成为了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品牌,似乎成为国内第一批奢侈品消费的启蒙。1978年Pierre Cardin在中国举办了首次时装秀,2018年他把进入中国的四十周年大秀搬上了长城。他利落的剪裁,把圆形曲线解构与柔和在时装中,指向未来的廓形与时装理念,都使得他成为60年代乃至今日的时装先驱。正如2019年“Pierre Cardin: Future Fashion”展览中对他的描述——风格是一种指导思想,在一个不断更迭的时尚世界中,它是不断现代化的。

Pierre Cardin在中国

Luchita Hurtado在70年的艺术生涯里通过有趣的、不断发展的实践研究普遍性与超越性的概念,从抽象主义与神秘主义到风景和身体,她的艺术创作总与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保持一致。她早期的作品抽象且色彩丰富,主要由超现实主义风景画和人物组成。Hurtado将画布视为对人类、宇宙和自然进行亲密交流的媒介。此后她创作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的风景画,其中人、脸和身体呈现出自然元素的形状,如山脉和沙丘。

Luchita Hurtado在1969与1970年完成的两幅画将身体比拟为沙丘与山脉。


艺术家往往会因价值观的改变而调整实践方向。受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她决定放弃抽象主义,专注于创作自然主义和形象化的作品。她对女性解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在作品中探索女性,并在一些列自画像中表达对女性特质个人化的视角,隐喻地表达了性的各个方面。2018年她在伦敦Serpentine Sackler Gallery策划个人回顾展,名为“我活着,我死了,我会重生(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阐述了她对地球的强烈热爱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呼吁。Hurtado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环保主义者,她认为物种的存亡已经变得不再平衡,世界末日的到来与否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上图:《Self Portrait,》1973,她早期以抽象主义作品著称。
下图:“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展览现场,可以看出她的创作中已经充斥着自然化的形象。


美国平面设计大师Milton Glaser 1954年创立工作室,引发了商业艺术从后现代主义的僵化转变向更具表现力、色彩更加丰富的设计语言。1968年他创立《New York》杂志,将视觉新闻推向全新的时代。1966年,他凭借一张Bob Dylan的海报获得了突破性的一刻。他受Marcel Duchamp 1957年自画像的启发,用黑色描绘了Dylan的轮廓,用万花筒般的颜色渲染了他的卷发,让人联想起定义了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迷幻药。这张海报的印刷量超过600万张,是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海报之一,并被MoMA永久收藏。

为Bob Dylan设计的海报

Milton Glaser标志性设计的草图与最终版

他最有标志性的设计大概1977年诞生的“I ? NY ”的标志。在一个犯罪率飙升与经济衰退的时代里,这个标志成为令人振奋的象征。而Glaser的设计却是在曼哈顿的一辆出租车上拿红色蜡笔在信封背面完成的。“我的设计有一种必然性,”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形式和内容是以一种不可分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他从未对这个设计收取版权费,认为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40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出现在各种纪念品上,似乎和第一天一样受欢迎。Glaser一直坚信设计能激发公民参与,他将自己的创造力投入到许多社会事业中。他一直充满热情,在90岁时说:“退休符合工业工作的性质,但艺术家和画家却不是这样。我还在每天工作,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了。”


Milton Glaser将设计与社会事业与激发公民联系在一起

复古的未来主义设计师Nanda Vigo所设计的灯具、雕塑、室内家具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犹如其他宇宙物质一般栖息在我们的空间里。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特点——光的折射,金属材质的反光,透明的玻璃和悬浮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她为热爱艺术的客户而设计室内空间,由灯光设计与造型奇特的产品构成未来感的空间氛围。


Nanda Vigo的灯光设计以及灯具设计


她的作品受到威尼斯双年展和米兰三年展等重要文化活动的认可,曾与 Gio Ponti、Lucio Fontana等人在装置、环境方面合作。她因为受到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想法的吸引来到美国,2014年作品在纽约的古根海姆上展出,作为Group Zero回顾展的一部分。1959年,回到米兰,开始了在意大利多学科性质基础上,和周围工匠与制造商的条件下,开始了蓬勃发展的职业生涯。1964年,Vigo受人之托设计了一位艺术收藏家的房子,用白色瓷砖和假毛皮设计了房子的内部,这座位于意大利维琴察的房子被称为“树叶下的甲壳虫(The beetle under the leaf)”,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由白色瓷砖和假皮毛铺成的旋转楼梯打造的“树叶下的甲壳虫”。

Rifat Chadirji 是伊拉克现代建筑之父,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摄影师。他的生活与工作与伊拉克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在这个国家的辉煌时期中长大,成为艺术家、建筑师、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也因此看到了城市巨大的变化。他设计的建筑有100多座遍布在伊拉克,但如同1975年的巴格达中央邮局在2003年遭到破坏和抢劫——他的建筑无声地见证着过去的一切,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Chadirji从伦敦学习建筑归来后,成为巴格达现代艺术团体的早期成员。他希望将伊拉克的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抽象的表现形式之中。从那时起,Chadirji的职业生涯与伊拉克独裁、战争和占领的道路交织在一起。

伊拉克科学院大楼立面手绘与摄影


他最早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他在Fardous广场为一个无名士兵设计的纪念碑。在20世纪70年代末Chadirji曾因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关进监狱。Chadirji却总是充满乐观,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他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他尽力阻止着巴格达传统建筑被拆除的命运,主张修建天桥和剧院。1983年还是离开了伊拉克前往哈佛大学任教。三十年来他精心拍过的许多建筑(他自己和其他建筑,包括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尽管许多已经被摧毁。2018年,Chadirji 1966年在摩苏尔设计的的国家保险大楼被拆除,这座大楼曾经是伊拉克新兴第二大城市的象征。伊拉克建筑师Mowaffaq Altaey说:”Chadirji完美地表达了地区和国际的关系。他说两种语言,而不是一种。”


上图:Rifat Chadirji设计的Rafidain Bank立面手绘
下图:London Central Mosque立面手绘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粗野主义”联想到的第一个建筑形象是波士顿市政厅,它于1962年开放,由Michael McKinnell与当地建筑师Kallmann McKinnell & Knowles团队设计完成,当时他才26岁。市政厅上大下小的形状与向内凹陷的混凝土正面,是公民权益的大胆体现。这个建筑是一个变革的象征与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McKinnell曾说:“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用混凝土来制作电灯开关。”这也吸引来了那些对混凝土持反对态度人的批判。尽管如此,他对这座建筑是如何使用和演变的从来没有教条,他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框架,就像民主一样。


波士顿市政厅


McKinnell出生于曼彻斯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成立Kallmann McKinnell & Wood 事务所。随着波士顿市政厅项目的脱颖而出,正式走上波士顿的建筑舞台,并将粗野主义建筑与公民项目连接。Ezra Stoller一组极具戏剧性的照片帮助定义了市政厅的形象,不管是好是坏,但足以让大家慢慢接受粗野主义的建筑语言。OverUnder工作室的建筑师Mark Pasnik是《英雄:混凝土建筑和新波士顿(Heroic: Concrete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Boston )》的合著者,他说:“McKinnell把市政厅简单地想象成人民和政府直接接触的舞台。他坚信建筑有助于塑造社会,他将建筑视为一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


Five Cents Savings Bank

设计师Enzo Mari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他的激进思想帮助塑造了当代设计,甚至至今产生着影响。他1952年在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学习艺术和文学,对视觉心理、设计理论都很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遇见企业家Bruno Danes,他的品牌被称为“将艺术带入日常生活”的长期项目,他帮助Mari开启设计生涯。Mari创造出他最知名的项目之一——16只动物拼图。他在一块橡木上通过连续的切口设计了16只动物,每一种动物都被设计成一种极简主义的拼图结构,灵感来源于他对Scandinavian儿童玩具和自己孩子的研究。


上图:16只动物拼图
下图:《Proposta per un' Autoprogettazione》指导手册


在他60年的职业生涯中,Mari为Danese、Driade、Artemide、Zanotta和Magis等公司构思了1500多个设计方案,以及为诸多出版社设计插图与设计内容。他认为设计是一个民主的乌托邦,他声称他的工作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他对“好设计”的定义中——可持续的、易接近的、功能性的、制作精良的、情感共鸣的、持久的、有益于社会的、美丽的、经济的和负担得起的。也许Mari最有参考价值的想法和他的思想示范是Proposta per un' Autoprogettazione(自我设计方案)系列——一本1974年出版的书。作为一个指导手册,Autoprogettazione代表了一种经济的方式来生产家具,仅仅用到粗糙的木板和钉子,同时也代表着分享知识和创造全新意识。Mari虽然在2014年关闭了自己的工作室,但他对创意产业的贡献是深远的且永存的。

上图:Il Puzzle, istruzioni per l’uso, 2009
下图:I luoghi deputati, tempera on paper, 1953


艺术家Christo1935年出生在保加利亚,目睹了纳粹与苏联入侵祖国,在二战期间离开故土,并将自然形态与户外环境交织在一起。1958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件包裹艺术品——一个搪瓷漆罐,包裹在浸过树脂的帆布里。这是他对20世纪包装痴迷文化的回应。随后开始尝试日常化的东西,包括啤酒罐和路标。同年,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和合作者Jeanne-Claude。两人的作品充满争议,往往带有政治色彩,雄心勃勃,他们介入城市和自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标和景观的外观,Christo称之为“温和地干扰”。


上图:Collage of The Mastaba
下图:The London Mastaba, 2016-18, by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1983年,两人带着430名工人和649.98万平方英尺漂浮的粉色聚丙烯织物,包围了迈阿密比斯坎湾的11个岛屿,这个作品仅展出了两周。他们曾包裹了柏林的国会大厦,并于1984年获得了包裹巴黎新桥的许可,该项目仅仅在原地停留了13天,却接待了300多万游客。Christo是个从不停滞不前的艺术家,即使在84岁的时仍在努力地用2.5万平方米的银蓝色聚丙烯织物来包装凯旋门。Christo重视他的材料与创作题材的短暂性与原始性,为一个短暂的事件付出有力量的毅力。在大地艺术的创作上他永远是一个先驱,为大众带来了惊心动魄的艺术,并以一种新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世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Christo在2018年接受Wallpaper国际版的采访中说:“我的工作室里没有凳子,我每天站立16-17个小时。我不会开车,也不喜欢打电话。我对电脑一无所知。我素描、设计和创造,因为我喜欢它的物质性。它在我的系统里。唯有创作能让我一直走下去,即使是在风雨中。”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s The Floating Piers, on the picturesque Lake Iseo in Northern Italy, 2016
打破国界的建筑师、城市学家、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Michael Sorkin作为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他通过自己的建筑和理论作品,讲述了建筑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世界。在他的同名建筑公司,Michael Sorkin工作室对各种规模的城市规划与绿色建筑项目都有特殊的兴趣,他们善于将绿地和农业融入城市结构,甚至在中国也展开着建筑实践,如雄安新区规划、西安森林公园、深圳人行天桥、成都双流九江区城市设计研究、浙江文化中心等。

上图:雄安新区规划
下图:安新群岛规划


Sorkin在2005年与《城市研究(Urban Research)》杂志一道创立了非营利性研究组织Terreform致力于研究如何使得城市变得更加公平、可持续和美丽。他出版了20多本探索这些主题的书籍,并为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无数杂志和报纸撰稿。而如今他的记忆将通过他的设计、和书籍留存下来。在2020年3月2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份评论中,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师Gaetano Pesce说:“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格,一个自由的精神,一个朋友Michael Sorkin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一个巨大而空虚的空间。”

上图:西安森林公园设计
下图:深圳人行天桥设计
曾任职Prada基金会的艺术与科学总监的Germano Celant经历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四处奔波、勤奋且精力充沛的职业生涯。起初按照父母的意愿,扼杀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去学习工程。1961年他成为艺术史学家Eugenio Battisti 的学生,并通过为艺术出版刊物与建筑杂志撰稿走遍意大利各地,他结识了许多意大利年轻一代艺术家。Celant能够团结和协调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群体,即便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意大利城市,都可以形成凝聚的趋势。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愿望,想让意大利艺术再次走向国际——这是他一生的使命,从未改变,当然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Germano Celant与Patrizio Bertelli、Rem Koolhaas在2009年5月的Wallpaper国际版。


1967年9月,在热那亚的贝尔特斯卡美术馆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始展“Arte Povera e Im Spazio”,当时,Celant已经成为意大利的主要评论家之一,他将Arte Povera描述为一种“游击战”艺术,这种艺术拒绝消费社会,反映了意大利为适应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农业国家转型而进行的快速工业化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伊始,以Transavanguardia Group为代表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艺术市场,Celant开始通过一系列国际展览来复兴Arte Povera。同时,他还策划了雄心勃勃的历史调查,如1981年在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意大利身份:意大利艺术展》(IdentitéI talienne:L'art en Italie depuis 1959),随后于1994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跨学科展览《意大利变形记》(the Italian Morphosis,1943-1968)。Celant在2015年成为米兰和威尼斯Prada基金会的艺术与科学总监,策划了40多个令人难忘的展览。他的最后一个展览内容是一个在威尼斯的调研项目,他还有很多想法和项目要实现,艺术家们爱他,同事们尊敬和钦佩他,没有他我们终将面对艺术土地上的一块贫瘠。
上图:Arte Povera, Germano Celant, 1969. Published by Gabriele Mazzotta Editore
下图:1981年在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意大利身份:意大利艺术展》(IdentitéI talienne:L'art en Italie depuis 1959)出版物


Vittorio Gregotti是知识型建筑师的原型,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将建筑师这一职业与政治斗争融为一体。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设计应该对社会有益——既要对社区作出指导,也需要服务于。对他来说,建筑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基于对现实世界批判性观察的艺术实践,可以应用于某个领域以改善社会。Gregotti设计的建筑类型繁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与周围环境强烈地联系,与对景观决定性地干预。

上图:CASA BELLA第501期封面
下图:Kaleidoscope装置,在1964年米兰三年展


Gregotti是城市规划师、作家、编辑、《Casa Bella》杂志的主编。在1964年米兰三年展的策展人,主题为“自由时间(Free Time)”。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初,他还设计产品。他认为工业设计是一门致力于人类生活的学科,而不是风格、消费主义或品牌,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工业产品设计的基本手册《Design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 Italy 1860-1980》。这部作品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设计精确地定义为实现物体机械和美学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受时尚和潮流影响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的青年抗议活动之后,他担任威尼斯双年展视觉艺术部分的总监,并根据自己的直觉,在展览中引入了空间这一概念。米兰三年展的建筑师和主席Stefano Boeri说:“Gregotti Association工作室是米兰第一个成为世界性的地方,一个面向日本、葡萄牙、中国建筑文化和哲学的场所,并与威尼斯和巴黎的文学和音乐文化相关联,Vittorio Gregotti是所有这些文化的‘管弦乐队指挥’”。

上图:Palermo ZEN neighbourhood
下图:Sant Jordi Sports Palace

Leila Menchari 1961年开始在爱马仕工作,成为时任爱马仕橱窗设计师的Annie Beaumel的助理。从1978年起一直负责爱马仕巴黎旗舰店的橱窗设计,直至2013年退休。橱窗不只是一个陈列展示产品的地方,在她的设计下成为海底世界、马戏团、森林。她总是能结合每一季最新推出的包包、鞋履、丝巾等单品,用她华丽而富有想象力的幻想主义设计,呈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她任职期间,为爱马仕橱窗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甚至使得爱马仕橱窗成为一个品牌级的元素。她像是一位故事的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设计语言讲述着品牌的故事,甚至教会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Leila Menchari设计的爱马仕巴黎总店橱窗


一生致力于“移动建筑”(Mobile Architecture)的建筑师、城市学家、理论家Yona Friedman以他拼贴以及绘画的形式,与一些列的设计为人类在20世纪50年代就构想出一个在天空中生长的未来移动城市的面貌。他认为建筑或者城市应该是易于改变形态的,也应当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让人类更加主动地自由选择生活。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与当时现代主义建筑领军人物Le Corbusier的想法完全相反,但Friedman依然认为建筑空间是积极的,是流动的。他的构想虽然难以实现,但依然影响着后续的思想理论的发展,如Archigram与新陈代谢。


Yona Friedman关于“移动建筑”一系列的构想手绘


Friedman同样反对奢侈与浪费的建筑搭建,他经常选用朴素的、容易获得的材料展开即兴创作。2015年“移动建筑”展览来到中国,探讨着即兴建筑的可能。2016年的蛇形画廊由BIG建筑事务所设计,Friedman设计的“夏日之屋”也一同展出。模块化的网格体块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似乎也传达着“移动建筑”的理论,在自由堆叠中也与市民产生着交互关系。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Yona Friedman再次来到中国展开一场即兴的建筑实验,打造一座属于深圳的“街头美术馆”。他的思想也在探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个过度建造与开发的年代,我们需要减少过盛材质的堆叠,并要正确地使用技术,人应当在环境中拥有责任感。


上图:2016年设计的模块化“夏日之屋”
中图:出现在迈阿密展览上的“移动建筑”
下图:Friedman与他简易材料制作的模块化方格
Adolfo Natalini 1966年与好友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创立了Superstudio,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意大利激进建筑运动。即便是没有一个建筑项目,但是他们的理论与思想影响着例如库哈斯、屈米等众多建筑师。Superstudio的作品并不致力于建造,而是通过拼贴、剪贴、绘画、摄影等一系列视觉图像的表达中,拓宽着建筑学环境,思考着人与自然、城市的哲学关系。他们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纯粹建筑语言与基本元素方格子,这一几何图形出现在他们众多设计作品中,以不同尺度存在着。例如在《连续纪念碑》的设想中,以方格组成的纪念碑架空与城市之上,这种反乌托邦的构想以夸张的整体模型表现。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我们或许会生活在均质空间中,而被连续的巨大纪念碑划分的都市,在反射与折射中变为最平静的天空与冰。 

《连续纪念碑》


1972年,Superstudio参加了由Emilio Ambasz策划的在纽约MoMA举办的“意大利:新的国内景观”创意设计展。他们放映了一部名为《Supersurface: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life on the Earth》的电影,这部电影建立在《连续纪念碑》的理念之上。Superstudio先后参与了1973年米兰三年展、1978年、1996年和2014年威尼斯双年展以及197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2000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将Superstudio的作品加入永久性展览。1978年Superstudio解散后Natalini继续在建筑领域里进行实践。Superstudio的其中一位创始人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已于2019年去世,Natalini 2020年也相继离开。

以Superstudio的方格子设计而成的家具

(文章来源于卷宗Wall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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