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法兰西回声·回顾篇| 10位法国知识分子在后疫情时代的思辩之旅

日期：2020/7/14 至 2020/7/14

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站在近年来对气候和生态问题持续关注的立场，这位在此次疫情中也被新冠病毒感染过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开创者，以亲身的经历将这次疫情危机看作是制动我们在生态危机方面“必须采取行动”的机遇，并倡议隔离中的人们以个体反思的行动来共同抵抗后疫情时代更加无所节制的全球化生产与流通模式的泛滥。

环境地缘政治学家弗朗索瓦·杰曼奈站在与布鲁诺·拉图尔相反立场上的论述：正在发生的疫情并不是拯救气候问题的契机，而是一场使其雪上加霜的灾难。觉得疫情危机“有益于气候”的观点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将最终导致气候问题的恶化和环境政策的失败。

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应该让人们意识到，长期以来被我们视为富有创造力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种“破坏模式”。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经济层面重建地方性维度，以抵抗全球化以“发展”的正当性对地方所实施的约减；同时，应该建立一种立足于算法时代的不可算性的技术，并将其纳入新的互联式产业政策中。

伦理学家弗蕾德莉克·莱希特-法拉克将思考的视角聚焦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伦理问题上。虽然面对医疗资源的严重挤兑，全球各个国家的应对策略各有不同，然而欧洲多个国家所采取的“选择性治疗”策略，也激起了激烈的反应和相应的伦理质疑。因此，这篇文章从生命观念与伦理传统切入，论述了在非常时期从“个体医疗”转向“集体医疗”的模式转变，以及在此转变下，“选择性治疗”的公共策略是如何获得其合法性和公正性的。

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达就疫情和隔离所带来的工作和就业危机展开了她的思考。在梅达看来，根据疫病危机和隔离政策而建立起的远程办公模式不应该被广泛普及和长期持续下去，大规模的数字化工作会导致职业分工和社会分级风险的进一步加剧，并让我们更加忽略一些必要工作岗位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问题，尤其是女性工作者所面临的风险。她主张在社会工作领域部署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包括在各个产业广泛开启“生态转向”。

现年已99岁高龄的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在法国隔离政策实施期间，一直与他的妻子、社会学家萨巴·阿布萨拉曼（Sabah Abouessalam）一起居住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寓所中。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过二十世纪多次战争和社会危机的思想家，在这次全球爆发的疫情危机面前，莫兰以其一直以来的“复杂性”眼光，指出这场疫病灾难将为我们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包括普遍的超级危机与新的人文主义秩序的共存。在即将面对的最好的和最坏的可能性之间，渴望生存的本能与愿望将带领人们寻找新的方案和出路。

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艾蒂安·克雷恩从“时空”概念出发，围绕着几乎波及了全球的“隔离时间”所给出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这段极为特殊的时间-空间经验，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看法。尽管它带来了断裂、迷失和“非正常”的正常化延续，但这一切同时也可能让我们从过去那种不断追赶当下的盲目性中警醒过来，去重新发现生活的本质。这一本质恰恰是蕴含在设想未来所带来的可能性之中，因为未来已在，只有在当下的“真实”时刻中，我们才得以真正地接近未来。

哲学家和戏剧批评家布鲁诺·塔克斯书写于哥伦比亚东北部廷加卡山中的隔离随想充满了文学与哲学、情感与思辨的激荡。这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研究者，于三年前逃离巴黎，逃离城市生活的精巧、仓促和萎靡，到美洲高地的橄榄树林中寻找土地、时间、爱，和写作。在安第斯山脉的深处，写作和种植将他“隔离”在独特的时空里：橄榄林的尽头是消失在西班牙国境线上的德国哲学家，而自然的精彩戏剧，则上演在印第安人的大地女神——帕查玛玛的怀抱之中。直到全球性的疫情到来——美洲的村庄里也开始充斥着封锁和谣言，古老的阿兹特克帝国关于欧洲入侵者和可怕瘟疫的记忆仿佛又再次被唤醒。作为异乡人的哲学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拾本雅明的电台计划，也尝试着以疫情激发的思考来重新认识历史。以及，用写作让停滞的时光重新流动起来。

人类学家夏洛特·布里夫对于我们当下所共同面临的状况，展开了极富针对性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即：在接下来的一年半载、甚至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如果不能彻底消灭病毒，我们将如何与病毒共生共处？布里夫通过深入阐释病毒与细菌的共生关系，进一步以“多元生物”（la pluribiose）的理念及其生存关系模式，设想了人类与病毒“和平”共生的可能样态。在她看来，只有打破固化的自然观与认知模式，向生物界学习变化的可塑性和对关系力量的平衡，才能在不稳定的变动环境中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重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社会哲学家约艾勒·扎斯克针对信息与通讯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交流经验进行了反思。在全球性的疫情灾难面前，居家隔离的社会政令让远程工作和屏幕交流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但扎斯克希望提醒人们的是，虽然“云端”的交流在这一特殊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以一种悄无声息地方式抽掉了某些人类社会中最自然和本质的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真实”经验。数字化的沟通方式固然在特殊的危机时刻救了我们的“急”，但将其普泛化和常态化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危险性，它将瓦解人类最简单的快乐，也是人得以成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石。

（文章来源于T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