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从安仁出发—思考双年展的长效机制和在地性原创： JZW 凤凰艺术 5天前

日期：2019/11/19 至 2019/11/19 地址：凤凰艺术

“共同”既符合了国内官方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也符合遍及全球的各类主题，如生态危机、难民问题、贫富分化、科技革命下人类主体意义重构……人类面对各种危机，是团结起来携手共进的时候了。共同体话语的确在新自由主义灾难和金融危机的扫荡后，从极端化个体主义中触底反弹，强势回归。对于“共同体”的重新强调正反映了多年来经济主义所造成的原子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共同体重建之前必定要重建共同的话语。而每一种话语都有变成“神话”的可能，每一个共同体的运转也必定围绕在其核心的神话之中。

▲ 安仁刘氏庄园

▲ 展览现场

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话语到基于安仁古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践。面对社会的转型，这种叙事既突显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合作；又突显出强大的现实图景正在某种程度上“倒逼”艺术，从而使得艺术也被要求进入与时俱进的轨道之上——艺术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项目。

战略规划下的安仁双年展

安仁双年展不可谓没有野心，在试图以艺术介入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上，它想在文旅融合、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风土资产运营，以及国际化社区营建等方面发挥作用，甚至形成一种艺术介入社会建设的“安仁”模式。因此，本次双年展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置于展览空间中的常规双年展配套外，还囊括了融合原住民、艺术家、乡村品牌和农旅企业共创的“文化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双平台——南岸美村·乡村生态博物馆。

▲ 展览现场

在艺术和文化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使命”：农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古镇的更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因而它牵涉多方力量，从高校（如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到华侨城OCT的地产集团，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到国家战略的落实，这已然是一项“超越艺术”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就模式而言，安仁双年展背后的战略规划似乎想走出一条不同于国内已有的古镇文旅发展之路。

不同于乌镇文旅集团的模式，安仁双年展背后的古镇模式，聚合的力量包括政府引导、央企领军、产学研机构协作、中小微企业众创，加原住民共建的多元机制。这不仅使得它的承接维度更加细分，而且地理辐射范围更广。比如它背后的核心企业，试图以当代艺术和文化旅游，来嫁接成都市的“三城三都”发展战略，而且试图勾勒“大四川”的文化旅游地图，横跨整个中国西部。

▲ 展览现场

就此而言，“安仁双年展”已经是整个大战略拼图中的一块，而艺术尽管是其中的重要构成，却也是很小的一块儿。它起到了阳春面中葱花和开洋的作用，扮演着草莓蛋糕上草莓的角色。这意味着，即便它有核心作用，但也绝非唯一诉求。在此战略部署的背景下来思考“安仁双年展”，将艺术置于一个政治、经济的网状硬件结构之中，作为软件的艺术也只是众多文化活动，包括电影节、音乐节等中的一个，它作为磁铁能不断吸引着一部分爱好艺术的都市游客。

这一玩法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作为古镇的威尼斯当时也遇到旅游业的颓势，艺术双年展作为两年一次的艺术嘉年华，成为除了在每年二月举行的“假面”嘉年华之外的夏秋季盛典，为这一季度的威尼斯定期带来一批稳定的艺术访客。从1895年第一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开始，威尼斯就不断打磨它的文化展会经济。自1968年起，配合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中还出现了建筑部分，直到1980年建筑才独立分离出来成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Venice Biennale of Architecture），形成一年艺术、一年建筑的安排。建筑和艺术两个主题在威尼斯轮流交替，没有一年空闲，它们总为古镇带来不同批人的周期性回访。同样不可缺的还有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它诞生于1932年，如今成为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它们共同等构成了威尼斯文化和节庆的经济循环。

▲ 展览现场

简言之：双年展并非仅为艺术本身，它有着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这也无可指摘。让人肃然起敬的反而是威尼斯如何可以使得各种文化和艺术活动在它的局限的陆地上茁壮成长，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

也就是说，既然打着艺术和文化的旗号，那么各个投资方、主办方就应该做好如同威尼斯那样的百年计划，不计较短期得失，构建一套稳定和有保障的机制，将这出戏演专业。在体制化保障下使得观众的每次到访都物有所值，也让艺术家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创造出杰出的艺术作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吸引观众，将一个地方性古镇的故事说成国际间文化的“传奇”和“神话”。

▲ 展览现场

本次安仁双年展的作品并非是本文希望重点展开之处，应该有好多艺术报道已经做了深入解读，艺术家和作品也被一一举例和分析。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虽然它在体量上比第一届大大缩小，但在内容上，还有在作品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适中的体量也达到了人们舒适的观看体验。可能对本文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一个愿景，希望安仁双年展有志于建立一套有保障的展览循环和再生产机制，比如，如何创造稳定的资金池、赞助机制，如何形成学术委员会，选择策展人、如何帮助展览落地，以及宣发，运营和维护，吸纳在地的劳动力，创造就业……只有这样，它才能像同威尼斯一样形成长期效应，举行第三届、第四届、甚至第n届。

艺术”在地性“是另一样式的全球化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和娱乐时代的来临，每个人，每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剧烈的全球化不断破坏地方特征和文化差异，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现代“整容脸”。连传统旅游业也在互相拷贝和模仿中形成模式化了，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原生态打造成越发类似的“景观”。同质化的旅游工业，说着类同的故事，表演类同的节目，只是更换了一座座建筑和一个个场景。这正如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旅游复制时代的城市”中所讨论的：为了矫枉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同质化弊端，后现代都市营造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地方性”的追求（localize）——求异。

▲ 从ISIS逃往土耳其的穆罕默德图片来源：第二届安仁双年展画册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阳台，中国画颜料、墨、宣纸 180cm×513cm，何剑，2013 图片来源：安仁双年展组委会

从90年代起，双年展体制在威尼斯的蓝本上也全球化地不断自我复制。任何一座致力于发展文化的城市都想创立自己的艺术双年展。虽然当代艺术的本质在于挖掘异质的视角，开发尚未被思考过的维度，但艺术双年展之间却越来越同质化。国际艺术家们从一个国家到一另个国家，不断参加各种双年展、从威尼斯到上海，从光州到圣保罗，从柏林到伊斯坦布尔，他们用自己的国际游牧创造了同质化的国际双年展。

因此双年展机制也在思考如何在国际化中深入本土，创造国际和本土在地性的对话。于是同质化的双年展开始了自己“在地性”的委托式艺术项目。同质化的旅游工业邀请艺术家加入，帮助它们改造千篇一律的说故事方式，通过两种同质化的结合创造异质性。旅游的当代艺术化，和当代艺术的“在地性”开始受到推崇。从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双年、卡塞尔文献展、明斯特雕塑展、欧洲的宣言展，到英国福克斯顿三年展、日本濑户三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以及本届安仁双年展，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一都市文化求异的当代视野下。

▲ 藏经95页·最新实用世界地图，丝网版画56cm×78cm，洪浩，1995图片来源：安仁双年展组委会

▲ 想象地理学，纸本水墨，125cm×246cm 邱志杰，2017图片来源：安仁双年展组委会

▲ 置于户外的嘉斯米娜?罗伯茨互动装置《多投——没人赢》，图片来源：第二届安仁双年展画册

尽管这些艺术展处于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及不同的运作机制，但相通的是，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抓住“在地性”这一议题，不断地寻觅地方性的故事，进行梳理、再创造，打造新神话——小到街头巷尾的小空间委托，大到全城的贯通的艺术项目。

如本届双年展参展艺术家何工的《梦史-误读与塑造》，他从安仁的古董店取材，创作了一件讲述中外交流史的作品。再如王度的《刷屏》，同样是取材于他在参观安仁古镇的刘氏庄园时的感受。甚至于展馆本身就涉及到了当地场景，如将老街趋于和安仁的花卉公园等场地与战略的内容相结合。

▲ 展览现场

当代艺术“在地性”的异质化实践是一种在地问题的催化剂，它自身并未完成自身，而是要引发它们，并获得观众，打开每个在地观众的对话：对于艺术的讨论，对于所处周遭事物的讨论，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交流。“在地性”艺术实践并非只是创造一个作品，而是创造一个论坛，一个对话的空间。

为了创造这一异质性的对话空间，我们应该利用和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手段，通过“在地性”作品使得更多人可以加入到其中，从而代替简单的奇观式同质化消费。对此我们势必需要资本和政治行政层面的协助，并遵循一定的商业生产、传播、消费原则，建立此类异质化实践的长效机制。

▲ 展览现场

或者说，文化艺术的异质化需要由政治和经济所创造的机制来保障，当名目繁多却又同质化的中国双年展尚未确立长期有效的运作机制时，如果安仁能率先走出一条符合本土现实的机制之路，也许反而更能突显其独特之处。哪怕这种机制最终被效仿，继而造成另一种同质化。然而，在机制和形式上的长期有效机制，更可能保障差异化艺术实践的推进、延续和迭新。换言之，当中国的双年展大多都注重内容生产（无论是作品还是策展）上的异质性，继而突显城市差异时，更需要一种机制上的探索。无论从展览本身、作选择标准，还是档案的记录和传播流通上，一种真正属于自身特点的运作机制已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文章来源于凤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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