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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当代艺术事关紧要 Pt.1

2013/7/2

华盛顿区的一个空置的建筑物上,由法国艺术家JR覆盖上了一些照片。他使用了民权时代的照片“我是一个人”创作了他的在美国首都的第一件装置,2012年10月11日。

我们的时代已经疯了,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对荒谬的免疫力,惊讶于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时代中致力于为利比亚或叙利亚的自由而辩护。不久前在巴黎,一位年轻的同性恋活动家Clément Méric在一群法国法西斯的手中的死亡,被野蛮弥漫着的这个世界提醒着我们,历史对于欧洲的惨剧和恐怖已经不再干预,历史也应该对艺术足够感兴趣,为其奉献一本书。

也许重新回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当时的定义会有用。在左拉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他抛下自己的工作,暂时停止自己跟个人心魔的斗争,来为一个无辜的群体辩护。

或者是Maurice Blanchot在宣布同样的铁律时暗指的定义,只需要倒过来理解。1984年,他在一篇关于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激进主义的文章中写到:用一条腿走路,忘记另一个自我,并非与时代的烈火而是与文字的火焰抗衡的那个自我,让政治的喧嚣淹没小心翼翼的文学或诗意的演讲——那将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并导致“永远地失去说话的权利”。

或者是萨特晚年的回忆——白天被他的年轻毛泽东主义同志写的愤怒的文章所重击,晚上回归到个人内心世界。在那里乔伊斯恢复了他跟弗洛伊德与丁托列托的对话,有哲学和小说,并抑制不住地冥想Pardaillan骑士背后跟着年轻的Gustave,他会继续写“The Family Idiot”,其中萨特首次提出主角福楼拜因为他的沉默,跟Goncourt兄弟一样对公社的大屠杀负有责任。

事实上激进主义不能被当做职业。

而且“知识分子”并非一个稳定的静态条件,一个我们匆匆的时代趋于忘记的事实。

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活动家,然后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间歇性的野心家,这些都不能成为职业,但都比自己愤怒或受他人困扰的卡车司机好。更有甚者,一个人被他的责任强迫、征用,劫持;或者一个被挤压进他的工作的人,没有其他想法,经常遗憾地被灼烧、约束。

时而行动,时而写作。

今天波德莱尔的路障,就是明天“让文字变得主动”的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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