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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应用社会艺术 Pt.2

2012/4/28

Artur Zmijewski

责任与叛乱

内疚与羞耻感被编码到了艺术之中。格热戈日·科瓦尔斯基(Grzegorz Kowalski)与Maryla Sitkowska在华沙艺术学院建立100周年纪念时推出了展览“责任与叛乱(Duty and Rebellion)”,这场展览的名字就能很好地表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内部谈判的过程。尽管这场展览将这所学院当作了一个机构,但它的名字却暗示了在艺术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分离状态。这种分离允许艺术“为”国家和国民经济“工作”,起到环境的塑造者、视觉信息系统的制作者、室内与工业商品的设计者那样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要让艺术尽到本分;另一方面,艺术的反叛性阻止了它对政府当局的依赖:因为艺术持续地挑战了禁忌,孕育了梦想,扩散了自由并产生了社会知识。艺术不断地向权势提供它的服务,又不断地否认这一点。在完成自己的职责时,它通常不会跨过那条由羞耻感界定的线。责任与叛乱之间的僵局不会允许对与权威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它论述的认同。艺术最多可以对它们进行模仿或是讽刺:模仿政治与宗教的语言,讽刺媒体的语言,追求风格怪异的东西。一种责任感削弱了所有针对反叛的尝试,外在的反叛则让步于职责。这为艺术设定了框架,将其界定在了职责的界限以内。这其实是让艺术为自己竖立起一道认知的屏障。羞耻感起着一种内在的“假释官”的作用,以确保叛乱不会太过头。只要艺术保持与政治的距离,它就是政治的——它在画廊中表现出了政治的一面,但在存在于不同公共空间——例如媒体——的现实辩论中却又不是那样的。同样的,只要艺术不会产生社会意识,它也许就能是社会性的。例如在波兰艺术家Dorota Nieznalska的事例中,媒体的指控、起诉书、听证会都被Dorota Nieznalska及她的圈子处理成了一次灾难而不是一次能够“以其它方式”来实践艺术的机会。他们在发挥社会效应的期望中停了下来。

产生影响意味着获得了某种力量,而获得力量则是艺术最害怕的事。问题则在于艺术始终都是拥有力量的。艺术有命名和限定的力量,有介入文化工作的力量,有通过将自己转变成人工制品(即艺术品)来向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施加压力的力量。每一件艺术品终究都是为了能够活跃地模拟现实碎片而产生的装置。如果政治的力量就是能为事物命名,那么艺术也拥有那种力量——甚至也许是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就算是一个爱情故事,它也能看作是某种文化力量的代理,因为它诱发或者说是引导了情感方面的需要。

再让我们回到与叛乱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吧。艺术中的叛乱是否是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不是,因为它是受到指责限制的。叛乱也有它自己的限制,而这些限制远远早于那些由民事、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制。叛乱被用来实现一次辩证的破裂。职责在没有叛乱的地方起着统治作用,而艺术则会沦为其满足社会需求、支持权威势力的附属功能。叛乱必须被呈现出来,这样才能抵消可耻的职责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叛乱也成为了一种“职责”。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艺术的发展愈加制度化了。目前负责界定艺术的“势力范围”的制度评论家们致力于减轻艺术“意识形态上的堕落”。对市场所谓的“需求”的幻想同样也阻止了一些更激进的表现方式。现在的反抗也只能到这了,艺术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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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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