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能见度”群展

文/鲁明军

这是一个关于Drawing的计划。此计划由两部分（或两个展览）组成，除了“力的能见度”（On Drawing: Visibility of Power），另一部分即2016年12月13日在武汉美术馆开幕的群展“解放的皮肤”（On Drawing：Apperceive of Liberation）。

在“解放的皮肤”中，不见得每个参展作品都有Drawing的痕迹，很多时候艺术家的目光、身体和想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Drawing，而我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感知的界面（或Drawing的方式），“皮肤”是如何直观地表象当代大众生活及其文化机体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波普形态，至少，我不希望这个展览提供太多复杂的、繁冗的思考，也没必要在每个作品面前逗留太久，甚至，它是一个反导览的展览。

有一点是一致的，“力的能见度”也不是从Drawing狭隘的定义和经验出发的，而是在回到Drawing作为一种艺术源头或起始的基础上，重新观察和探讨它的当代运作系统，即其内在的动因、驱力和关系、结构，譬如相互的牵引、制衡，包括紧张、冲突，以及最终可能的离散、失序等等。为此，在这一部分我特意选择了13个不可见的、更加“抽象”的Drawing案例。如果说“解放的皮肤”构织了一个“文化面”的话，那么“力的能见度”则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纵深的“感知线”，切入并打开意识和想象的物理（物与理）机制，最终，它可能还是一条线，亦或是一张网，还有可能是一个结晶体。即使有些参展作品的面目看上去并不抽象，展览所测试、考量或意欲唤醒的也是其内部的抽象之力。关键在于，这一不乏自反性的内在之力同时也是为了激活已被彻底抽象化的现实机体。

艺术家选择何种媒介、具体关注什么问题变得次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抽象之力是普遍的、同质的，这里的Drawing及其力的逻辑并不相同。除了形态各异的作品面目，展览的层次更是体现在其丰富的、不可见的感知维度。所谓的“能见度”既是一种个人意识、情怀和精神的症状，也可能通向一种社会抵抗或行动。何况，“力”和“能见度”本身就是频频出现在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描述和争论中的两个关键词。

透过这一新的空间或时间句法，展览意在重探一种新的政治诗学。而当我们尝试着局部地抽离出诸种不同的、能动的力的机体的时候，发现和“解放的皮肤”一样，其同样依赖于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和捕捉。这当然无法回避思考和分析，但文本和观念并非话语的条件和重心。这也再次表明，两个展览实际是一体的，或者说其原本就是一个展览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