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个体化的感受和提炼性的表达往往是艺术创作的主轴，而生活中的刺激和观念上的影响则是艺术创作的助因。对于艺术家而言，在思考和创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超脱简单的生活刺激和机械的外在影响，并同时深刻而自然地回向个体化的内心观照，其作品便不再仅仅是“外观于物”的艺术再现，而更成为了“内察于心”的文化表
通常来说，个体化的感受和提炼性的表达往往是艺术创作的主轴，而生活中的刺激和观念上的影响则是艺术创作的助因。
对于艺术家而言，在思考和创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超脱简单的生活刺激和机械的外在影响，并同时深刻而自然地回向个体化的内心观照，其作品便不再仅仅是“外观于物”的艺术再现，而更成为了“内察于心”的文化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个体观照的深化和表现方式雕琢，一种具有鲜明个人魅力的艺术风格便会应机而生。同时，依托于这种“外感内化”的创作方式，艺术家的作品也便能够更加凝练而准确地凸显其独特的“个体气质”。这种个体气质绝不仅仅是某种标签性的文化符号或生硬的语言执着，在哲学的意义上，它已经成为艺术家由内而外的个性升华。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所谓的“个体气质”也同样是一种标签，那么假设这个判断能够成立，则由于这种“标签”中沉淀了艺术家深厚的内在情怀，这些作品便具有了一种技术上“能学”，而品格上“不能似”的美学特质。于是，倘若从齐白石“学我者死，似我者生”的论断逆推，这样的作品便因为它的“不能似”而具有了艺术上唯一性，并能够在艺术史的洪流中成就“一家之言”。
杨培江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1985年，杨培江开始将其创作的关注点投向“惠村”。但是杨培江对于惠村的关注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写生”或“旅行”，相反，他已经深深地介入了惠村的日常生活，并将自己的艺术心灵和文化关怀安放于斯。于是，从这时起，惠村便细腻而轻巧地介入了杨培江的艺术创作，而杨培江也谦谨而内在地介入了惠村的日常生活。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杨培江一次次地到访并驻留于惠村，不断地用他的画笔记录着这个南方乡村温婉的生态，惠村周边的山景、水流，村落里的房舍、藤树，田垄上的农人、农事，房前屋后的村妇、顽童,四季的更迭和世事变迁几乎全部被他收于笔下，而艺术家也在这种持续性的记录和表达中，不断地探究和表达着内心深处的人性关怀。于是，正是由于这种“双向的介入”，惠村之于杨培江便不仅仅是一个可资猎奇的“别处”，而杨培江之于惠村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造访的“他者”。可以说，“介入”而非“旁观”构成了杨培江对于惠村的基本态度。一系列的“介入”不仅形成了艺术家对于惠村独特的个体观照方式，而且最终在这种观照性的表达中，使观者眼前的惠村生活呈现为一种文化性的乡村生态。
本次展览以自然时间为线索，展出了杨培江从1992年到2006年的一系列关于惠村的代表性作品，呈现了其绘画风格转变中所暗含的“野兽派→后印象主义→独特个人语汇”的线性沿革，同时展览还整理并展出了与作者的惠村创作相关的大量图片和文献。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够在梳理艺术家创作历程的同时，呈现杨培江对于惠村的独特个体观照，探讨惠村生态对于杨培江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并研究杨培江作品中的个体气质及其在当代中国艺术语境中的个案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