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舌——后极权社会中的当代艺术文本付晓东（策展人，批评家）
发起了“丝绒革命”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说：“生活，其本质是朝向多元化，多样化，独立自制和自我组织，向着它自身的自由实现运动。而后集权制度则要求一致，标准化和纪律。在它们之间是一个断裂的深渊。”当代中国，同样进入一种消费主义统治的盛行，“
断舌——后极权社会中的当代艺术文本
付晓东（策展人，批评家）
发起了“丝绒革命”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说：“生活，其本质是朝向多元化，多样化，独立自制和自我组织，向着它自身的自由实现运动。而后集权制度则要求一致，标准化和纪律。在它们之间是一个断裂的深渊。”当代中国，同样进入一种消费主义统治的盛行，“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后极权时期。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会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体制的各个方面的碰撞与摩擦，这些矛盾在方式和程度上各有不同，每个人化解矛盾也各有方法，比如在某些公开场合违心的说话，参加毫无意义的会议和仪式，不加判断的随大流，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更低调的隐藏自己等等。这些都表明了自由的人性与坚固的体制之间的貌合神离，充满了不可化约的矛盾和冲突。在貌似铁板一块的体制之内，实则充满缝隙，内部孳生的是那些善于利用体制，或者以体制为名义赤裸裸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人。他们附着于体制之上，将自身异化为巨大体制机械的润滑剂，用虚伪和谎言作为驱动力，形式上与体制的利益方向保持一致，四处进行碾压和扩张。他们往往在体制的荫蔽下如鱼得水，所有不服从指挥的行为，都成为了对制度的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逾越也就成了对制度的主动性否定。制度的伸缩性和弹性在权利的操控下，可以随时随地的向任何意图的方向上倾斜或失衡，缩紧或放松。权利成为唯一实在的尺度，“权利的中心既是真理的中心”，而正义、尊严、信仰、创造等精神纬度上的价值都成了不可被言说的多余物。这种体制化的关系无处不在，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社团和个人的冲突中，有可能是形成管制关系的学校与教师，文化审查与作者，警察与违规者，政府与上访者，也有可能是以现实利益衔接的画廊与艺术家，机构与雇员，物业与租户等等。经济利益，行政权利和话语权利更加紧密的混合在一起，不断的有人热衷于扮演权利环节中的角色，异化自己也异化周围的环境，现在这样的非人性和无个性的整体的局面，正是不断的有人参与其中并使之加固深化的结果。
“断舌”是一种秦代的主要肉刑，《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尸、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故谓之具五刑”。在古代的掌权者不但剥夺平时说话的权利，还要剥夺一个人临死前诅咒辱骂，语言攻击和大声呼吁的权利。鲁迅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toxicity ，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断舌”在这里作为一种压抑的隐喻，一种后集权社会中思想言论不能充分表达的知识分子处境的隐喻。除了针对学术自由的政治干预，还有更大的来自资本的诱惑和压力，知识分子越来越屈从于市场和民众的期待，维持整体的谎言系统，将自己隐藏在仪式化的匿名面具之后，进入权利体系，成为技术官僚或媒体文化生产的奴隶。商业化的逻辑已经入侵到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之中，在面对金钱，重商主义和商业帝国的遮蔽时，知识分子消极的不作为，认为世界不值得这样严肃的对待，拒绝参与世界，认为政治不真实而放弃政治，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自我解脱的合理性说辞。顺从的知识分子把现有秩序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认同的接受，不反抗的清醒，厌倦，逃避，价值观私人化成为普遍现象。犬儒主义是政治希望的灭绝和参与热情的衰竭，更现实和更投机的选择也导致文化价值感的大规模的退却。
“断舌”是后极权社会下个人经验的隐喻，是艺术家拒绝说谎话而进入真实生活的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面对创作，割除以往习惯性的经验，进行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探索的可能性的存在。正如同黄永砯所说“断舌”又是“对语言文字系统的不信任和破坏”，切断旧有的体系，成为新的表达方式和言说系统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