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主体、语言，以及艺术与政治

（编者按：本文由鲍栋整理自博客空间，来源于与李一凡的对话）

2011-04-15

李一凡：我和鲍栋争论的是：我认为当代艺术的语言和理论都是来自西方的，掌握它了解它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只是工具，只是常识。重要的是艺术家的自我身份认知，如果身份缺失了一切学问都是虚空的。而鲍栋强调艺术本体，认为艺术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艺术的表征。

鲍栋：一凡兄，你误解我的观点了，我根本不认为“艺术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艺术的表征”。而且，重点是，“表征”并不分艺术的或不艺术的。表征就是一切，表征包括所有的语言及视觉符号。这里的理论来源有以下几家：

1、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尤其是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就是这个传统中的一员，因此这个传统和艺术的关系极大。

2、另一方面，表征也可以理解为结构主义所言的文本，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当年，托洛茨基批斗彼得堡那些理论家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是康德主义，说他们不关心历史和现实，说他们形而上——顺便澄清一个史实，“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用来骂人的话，可我们对“形式主义”的理解竟然还没有超越托派，甚至格林伯格这样的老"托派"也早为“形式主义”正名了。

3、表征亦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的专门编有教材叫做《表征》，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意义是如何被建构的”。

在这里，“表征”不能被理解为“本体”，本体是一种先验的，甚至超验的存在，我甚为反对用艺术本体这个词，因为我并不认为艺术是一种先验的存在。

先澄清这些，其他话题有兴致再续！

李一凡：今天我们在老巢讨论是不是该画国画了，只谈溪山清远，大漠孤烟。为什么？你懂！我真不原意和你就表征的由来比赛考据。不过我还记得一点康德，记得一点马堡，嘿嘿，我知道他们是反经验的，玩的是先验，觉得自己能掌握一种先于经验，最后还能被经验证明的东西。为什么你会说我理解错误呢？这不就是一种本体论吗？至于结构主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种结构主义，我不知道没有肉身常识还有什么好结构的意义。我们做艺术不是为结构主义而做，不是为了证明你拥有先于艺术家经验的真理，我们是为我们肉身的处境而做。如果肉身是可疑的，所有新教以后的文化都是可疑的。谁反对肉身价值？天主教的神甫，佛教的典籍，伊斯兰的阿訇。我真难想象反对肉身的理论不是本体论的。

文艺复兴那些人体是什么？是精神还是肉身？

鲍栋：你们都好兴致，我书呆子做读书笔记回来，你们却老巢喝酒回来，哈哈哈，难怪肉身经验加酒神了，看来我以后也得弄点酒搁着，发帖前得喝一点才能跟得上你们了。

言归正传，上个帖子澄清一个术语，难免被认为是书呆子吊书袋子，但是这些问题开始不说清楚的话，后面的讨论会越来越乱，所以我费了点口水，偷学了一点八五精神。但是我想,我说明了“表征”这个词的来源。

至于小箭老师提到的结构主义中的概念对应，你是专家自不必说，肯定有你的道理，我想每个都有其言路与学理背景，有时候交流就是建立在对对方的言说背景的理解上。那么，我还是得解释一下“表征”这个概念，这次班门弄斧一把，讲讲英文。

表征的英文是representation，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再现”（在艺术史研究的语境下），以及“表象”（在哲学史的语境下）。据海德格尔考证，这个词来自希腊文repraesantatio，意思是把某个东西摆置到对象的位置上，在他看来，这几乎就是“现代世界”的起源，苏格拉底之后就是这样的，存在与存在着剥离了，存在被作为认识的对象，主客体分裂了，而存在被遮蔽了，等等。

海德格尔，当然，还有之前的尼采是不喜欢这种遮蔽着存在的“表征”的，所以，海德格尔要回到大地，而尼采要祭出悲剧和酒神，因为，在酒神精神中，物我是不分主客的，一切都“在”，而不需要被表征。有后人研究尼采的悲剧说，认为在悲剧不是representation，而是re-presentation，即，是“重新出场”，这是抓住了要害的。可以想象当时古希腊人在悲剧中合唱的场面：不分演员与角色，不分观众与演员，不分场上与场下，一切都浑然一体，似乎英雄复活，决然承受着命运。

我想，如果“肉身经验”能够抵达到这个层面，这是何等壮观。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种酒神精神是要驱除主体性的，因为尼采认为，（一凡啊，何止新教）正是苏格拉底搞出来的“主体性”——什么“吾爱真理胜过吾师”啦，什么理性啦，什么知识啦——这些统统搞坏了人心，甚至神马“经验”也是可恶的，要的是意志，是超人。试想，意志或超人会和你讲“肉身经验”，会和你讲“地域特性”，他们连知识系谱都不和你讲。什么都不讲，那怎么办？这不，尼采疯了。

为了不疯，咱们还是回到康德吧，其实海德格尔也回到康德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语言，把语言作为存在的依据，他说写诗吧写诗吧，在这里，可以说，海德格尔也找到了一种肉身，一种语言的肉身，一凡你可还记得成都研讨会上的“肉”的概念，这里是有相通之处的。

为什么人家海德格尔几乎要把真理性从哲学手里转交给艺术，给诗歌呢，就是因为后者有着语言之肉。虽然，下面的转换有些轻滑，但是语言之肉，其实亦可以理解为能指，即符号的物质性的一面，这又到小箭老师的专业了……

好了，我说的“表征”，就是指，在我们与现实与真理与社会之间，隔着一层东西，比如语言，比如图像，比如画面，它们既是遮蔽，又是呈现。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没有画面，画家如何画画？让自然或心灵直接变出来？我们只能依靠画面才能去呈现自然或心灵，而在它们没有被呈现出来之前，我们不假设它们确切的样子，甚至它们的实在性。对不能说的东西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的“画面”是语言。

一凡，你是想直接越过表征去面对实体，你认为“表面的东西”没有意义，要直接去面对社会现实，面对自我，面对肉身经验，问题是，所谓社会现实、自我与肉身经验，不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吗？它们本身就是表征的一个部分，你越不过去的。

当然，你可以谈德勒兹谈巴塔耶谈晚期福柯等等，但是要注意他们这些家伙首先反对的也是“主体”，而你们讨论“肉身经验”的目的却是找到个人或群体的主体性，找到一种身份。

在这些理论脉络下，根本没有所谓可以依据的“肉身经验”，连主体都很可疑，主体是被符号系统建构出来的，甚至是被意识形态操控出来的。

驱除主体神话是第一步。但是，这又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以及其伴生的操作主义。因此第二步是确定一个基石，在这里，身体、肉身、物性、地方性、本土性等等概念就又重要了，但是并不能作“肉身经验”的理解，因为这些概念并不是肯定性的概念，而是否定性的概念，它们的意义在于拒绝符号秩序的同一性统治，是不合作。

另外，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人体可不是你说的“肉身经验”，人家都是天主教徒，新教还要个百把年呢，再往后才有身体解放呢。

其实，我是觉得肉身经验与知识系谱的这种二元论是很成问题的，就像形式与内容，方法与目的的这些划分，这些都是人为制造的分裂，并不便于我们讨论问题。

当然我赞成你的观点：不能把抽象的知识脱离具体的情境，不能为了填补所谓艺术史逻辑而去搞艺术，不能为了某某理论而搞艺术，当然！搞艺术是千万不能策略化的，否则就成了被艺术搞，可以想象，很多人又要被溪山清远搞了，搞来搞去，又能被搞到些什么呢……

李一凡：我说不想和你比赛考据，结果我还是被考据了。

首先，我想说我们讨论是不是该画国画了，和艺术搞没关系，甚至可以说和搞艺术也没关系，只和处境相关。我肉身的常识让我还不至于对谁的艺术主张有那么大的兴趣或那么反感。你对我的回帖的语言研究出了错，不是因为你选择工具错误而是你不了解工具的局限。我记得马堡派的说1＋1＝2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的，所以有先验。我不谈数学的公理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经验的结果），我只想问你，房子涨价＋农民工＋利比亚＋尤利西斯＋川剧＋鲍栋＝？谁有资格用马堡派的逻辑给出经验之前的答案，这个人除非他自认为是上帝。

尼采疯掉是因为他是古典主义者，他不能面对没有上帝的世界，虽然他伟大的发现了上帝死了。而那些新古典主义者正是想通过把工具变成上帝好心安理得、自欺欺人的活着。事实上有可以推导世界运转的理论吗？是的，我们活着，没有目的还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只能把活着本身当成意义，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这就是肉身的终极意义。而那些新哲学工具正是为了让这个肉身终极假装显得有结构的意义而存在的。他们都是在上帝死了这个基本命题下的产生的。刘小枫、甘阳这些80年代中国工具理性的推动者今天为什么要从新回到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去，他们不是为了研究神学或者成为信徒，而是发现了工具理性的局限，希望能看清楚人究竟是如何被从上帝哪里剥出的。回眸80年代那些人，今天的批评是何等的局促，除了工具还是工具，像个忘记了目的的比武大会。当然忘记了目的是可以被提醒的，但是如果面对 “房子涨价＋农民工＋利比亚＋尤利西斯＋川剧＋鲍栋＝？”视而不见光谈工具，这和青山溪远就并无本质区别了，就是犬儒。

另外我想说，新教也产生于天主教，不但文艺复兴来自天主教。正是马丁路德这个天主教修士说要建立今生的乐园才明确的有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世俗价值系统。还记得为了证明哈姆雷特是个人文主义者我们的艺评家们最喜欢引用的那句台词吗？“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崇高的意识、无限的能力、优美的仪表，举止好像天使、灵性可媲神仙，他是天之骄子，他是万物之灵”。这个万物之灵在莎士比亚的原意里是第一的动物。我想说今生和动物基本上都是说的肉身，应该是有关联的吧。

最后我想就你最早的那个帖子做个说明：我谈不能背叛肉身的常识，你谈结构文化意义，本来并不矛盾，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既然都对成功学嗤之以鼻，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必须告诉你，我忠于自己的感受进行表达，除了面对恐惧的懦弱以外不存在功利，而你的目的在于追求意义这本身就是成功学。

2011-04-16

鲍栋：一凡，你总是把语言理解为工具，你这叫语言工具主义，而我强调的是语言存在主义，语言不是工具。这一点，可以让小箭老师做个专题讲座。

我一直反复重申的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理论，是拒绝那种先验本体的，而所谓“肉身经验”一说，实则是把肉身先验化了，好像真的有某种确实的存在在那里接受着所谓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这两个观点。

我们从细节来讨论，问题可以缩小一点。

李一凡：你可能有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语言只是工具。我不但知道在现代主义那里语言就是内容，而且还知道在波伊斯以后内容还是语言。我说的肉身常识相对应的是所谓知识谱系，很明显我说的是：语言学是工具。语言和语言学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吧，就像我们总不能说做爱和性学研究是一回事一样。

以85举例，85的核心就是现代主义，整体上看就是典型的语言就是内容。那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模仿，非常多的艺术家根本不知道西方现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 ，从语言学上讲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作品（其实，我们今天的电影戏剧音乐都是如此）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只要选择了非红光亮的语言方式， 就被归为了现代主义，在今天就被归为了有权有势的85运动。 85时期作品的语言无奇不有，从印象派到后现代，但是从整体上讲内容却只有一个——反对那个变异的现代性。在这个例子中非常清楚的显明：你只要选择了对那个变异现代性反对的立场，无论你选择什么语言只要不是红光亮你就有了内容，你就是85。包括89大展时那些被85领导们都视为异端的行为艺术。

（声明一下，我不否认85时艺术家个体的语言创造。我否定的是85整体在语言学上的意义）

我强调的肉身，可能在王小箭老师的嬉笑怒骂中有些变形，我说的并不是喝酒划拳，而是对身份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本身其实已经不再是一堆简单的肉了。因为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而且见面总是争吵这些问题，所以我开始也没有做说明，我以为你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对肉身的承认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基础，肉身就是碎片，就是反一元论，就像不在上帝死了这个前提下谈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一样。而所有那些新哲学都是为了防止所谓的虚无，都不过是各种整合碎片、认识碎片、介入碎片的方法，但它只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效。比如现象学，它从来不敢离开病理学。你可以试一下用你的表征去解释杜尚和波伊斯，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够用。

再举个例子，一张车祸的照片应该如何用语言学解读。这张照片放在博物馆是艺术，在法庭是证据，在交归处的课本里是教材，被扔在垃圾堆里是垃圾。我们不谈语境如何解读，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绝对的语言学表述这张照片？

事实上我反对的是把语言学（或者有的人说的方法论）绝对化、先验化，把语言学当成拯救世界的武器，在西方的哲学里有某些这样的方式，但因为那是个常识普及的社会，大家充分明白它只是工具的某一种。

当然把语言学绝对化也许并不是你的本意，（把语言学绝对化在反对庸俗社会学和反对商业绝对化的语境下甚至有过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今天，在一个常识缺乏的社会里，你拥有的公共话语权力稍不小心使用就会造成对艺术别的问题的屏蔽，甚至对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屏蔽，所以我才觉得必须和你在公共环境中争论这些问题。

鲍栋：一凡，我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语言学转向”几乎被不少人当成一种“理论指导”，并且，这又是在非常狭义地理解“语言学转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就像你说的把语言学绝对化了，我觉得甚至被变成了时髦的“知识谱系”谈资，另一方面又把语言学转向及语言学理解成了某种可以直接兑换成“艺术价值”的理论票子——这一切都错了。

我对此十分担心，但确实无能为力，所谓公共话语权力，实在是高估我这个书呆子了，只能是大家一起讨论，一凡你是有自己思考的人，所以更要多发言，最好是能写出文章，这样更具问题性。

实际上，你举的一张车祸的照片的例子，是非常合适的语用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部分）的例子，即意义在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是的，日常言语的确是这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言语活动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具体的言语行为的意义是不明的，但是却是富有意义生产力的，比如诗歌。诗歌及文学甚至修改了整个语言系统，这是一种我非常喜欢讲的“表征实践”的案例，艺术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杜尚的小便池就是这样的，他把小便池的语境变换了，打开了我们对艺术系统的自觉理解。

我想，庞大的“语言学”理论工具箱并不是不能分析杜尚，而是太能分析了，因为杜尚的艺术史地位差不多就是这些理论确立的。语言批判、观念批判、制度批判，这些都是语言学转向维度上的连续而共生的环节，也就是说，我强调的是，没有语言批判，何来制度批判。而没有制度批判，又何来社会介入、现实改造。

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能把语言与社会对立起来，甚至，我们要把社会理解为一张表征之网，我们都在这个网中，但是我们每一次具体的表征实践具有修改这个网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是艺术的可能性。是按既定的成功样板行动，还是保持开放、清醒、反思的活力，每个人都在做出选择。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我的基本观点，贴一段写了一年多，但还没写完的文章的片段：

在中国艺术理论、批评及创作的现状下，提出回到“语言学转向”，很容易招致以下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以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功能为出发点，很多人认为“回到语言学转向”就是要回到“艺术语言”，或者回到形式主义，因此，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对社会、政治问题的逃避主义，与曾经的“纯化语言”的呼声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另一方面，在现代主义观念及形式主义美学的倡导者看来，用“语言学转向”来讨论视觉艺术是一种误入歧途的表现，这只是哲学、文学等其他非视觉艺术专业的理论对视觉艺术的僭越。

对于前一种观点，只需再次强调语言学转向内部的两个阶段——语言问题与语用问题——之间的关联与生成性，就能够避免这种把语言转向与文化政治转向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实际上，笔者之所以提出回到“语言学转向”，正是为了保证当代艺术文化政治的有效性，而不是不要文化政治功能本身。因此，提出要回到“语言学转向”的基本视域中来，并不是要回到狭义的“形式主义”，尤其不是要回到所谓的“艺术语言”的问题意识中去。在很多时候，“艺术语言”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背后的思维框架依然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也就是说，是一种前“语言学转向”的观念，而笔者之所以强调语言学转向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批判这种实在论（Realism）性质的思维框架。

在这个层面上，“语言学转向”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之间是一致的，甚至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本身即是“语言学转向”的一个环节，在某个层面上，也可以把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与批评理解为视觉艺术范畴内的“语言学转向”。但是“形式”与“语言”这两个概念毕竟不能划上等号，换句话说，形式主义与“语言学转向”之间依然是有差异的。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在媒介或学科的层面上，不是视觉媒介与语言文字媒介之间，也不是哲学、文学研究与视觉艺术研究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不认为用“语言学转向”来讨论视觉艺术是一种跨媒介、跨学科的僭越，相反，在“语言学转向”的视域下，形式主义反而能够被更深入地理解，形式主义的某些诉求反而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重申。本文即旨在厘清形式主义与“语言学转向”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把形式主义放到——作为理论事件的“语言学转向”的最新进程的——“图像转向”的语境中进一步讨论。

2011-04-17

李一凡：很高兴我们的讨论变得心平气和，回到问题中来。也很高兴你看清了庸俗社会学再一次在艺术领域的表演。我想你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强调自我认知了，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艺术界一次次地变成一个神棍横行的地方。（虽然中国到处都是这种状况）

回到我们的正题——再次语言学转向与自我认知。

看了6遍关于再次语言学转向才明白，你希望使用一个无所不能的理论，这个既是语言学又是语义学的东西是不需要语境的，你的证据是诗歌。那么我想问你一下，诗歌为什么每个人的读解有差异，这是不是和每个人和不同词语的关系有关，因此诗歌在每个人那里形成了不同的语境。比如艾未未这个词。这和马堡派的数学不依赖经验何其相似，这样的东西不是先验的本体的又是什么？

再次语言学转向对于艺术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既不是工具，又不是本体吗；既是工具又是本体？那么这对于艺术家来说除了被界定以外，有什么意义？艺术家在工具意义上使不使用这个方法工作？价值意义上是不是都变成“语言之外无他”，意派和新儒学都好像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碎片是绝对的，整合、介入碎片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共同在上帝死了这个基础语境里，连科学实证都失去了绝对的合法性。（这个悖论很有意思，实证科学证明了自己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靠的。）我们脱离语境能创造什么绝对的价值？

很难想像再次语言学转向这样不需要语境（条件）就成立的东西对于那些庸俗社会学的神棍来说是多好的武器，他们马上就可以给艺术家设计成功路线图，因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计算获取了，马上就可以兑换你说的票子了。

在今天，艺术是宗教，艺术家是僧侣，但是这个世界里上帝已死，只有摩菲斯特。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不是为了证明还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捍卫上帝死了这个绝对的价值。这个价值正是体现在反对任何以避免虚无的名义，以庸俗社会学（摩菲斯特）的方式整合、介入碎片，在政治上反对法西斯、反对专制；在经济上反对垄断反对全球化；在思想领域反对大一统，反对先验。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在今天唯有问题才有价值的根本原因。

西南地区艺术的背景里知识是被漠视的这恐怕没有多少人比我更了解。我不但知道很多人没知识还知道很多人是假装有知识。但这个知识都是经院派价值意义上的。谁要去规定艺术家应该获取多少知识、那种知识是可笑和无知的，换句佛教的话说，不就是修行吗，读经是修行，乞讨也是修行，甚至坐在肉蒲团上也能修行呀。

我想起一句在每个人最好变成螺丝钉的时代被断章取义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还想起在北朝鲜那个主体思想的国家也曾经大力提倡学知识。你知道那句话完整的说该怎么说吗？“知识就是力量，但使用知识的方法更重要”。

说实话我欣赏每一个能提供方法参考样本的人，我深切知道使用知识的方法对于这个地区是如何的重要。但是这个方法是无法能提供的 ，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艺术家通过对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处境的认知获取，就是说方法是通过自觉获得的，授予的只有工具。这也是在螺丝钉时代为什么不能讲使用知识的方法，因为一旦涉及方法就必须自觉。 一但批评家或者什么人越界，艺术就被界定了，艺术家的创作立刻就被规划了。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曾经也有小小的自以为先知的时候，妄想为黄桷坪年青艺术家定义一条社会学意义的道路，但我深思之后明白了自己的愚蠢，放弃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谁能规定艺术家该使用什么方法（包括思想方法），没有人能定义谁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去做什么样的艺术。今天面对艺术家缺少使用知识的方法的处境，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调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唤起文化自觉。

没写过这个类型的文章，写得很累，没写完。先发了再说。供讨论，批判。这两天有些事。

2011-04-19

鲍栋：一凡虽然你觉得心平气和了，但你还是误解我了，或者说，也把我神话了。所谓神话，最关键的就是忽略了我的发言与文章的语境，所谓无所不能的理论，谁还会相信啊，即使相信，谁还能弄的出来？我当然也不会相信，更弄不出来，好像黑格尔之后就没人相信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心平气和，因为讨论毫无线性，没有顺流而下，全是截流，或者说，很多地方你急于辩论而断章取意了，比如诗歌的例子，你说的情况恰恰是语言学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语境决定语义，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否定，甚至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知识背景，不过，我又要强调的是：某些言语行动并不仅仅是在既定的字典（语言系统）里表达一个意思那么简单，甚至它就是为了反对、颠覆这本字典，比如杜尚的小便池。极端地说，诗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是，或者说，都应该是一个杜尚的小便池。如果诗歌能够通过查字典写出来，那就不是诗歌。

你强调“小语境”，比如某句话的语用背景，这当然是必须考虑的，但是我要补充说也得看到“大语言”，即那个抽象的我们看不见的语言系统。比如，我们见面说话相互能够明白，因为1我们在一个语境中，我说“风声”，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是小语境。但是2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更取决于我们都在使用汉语。否则即使有小语境，而双方并不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言语行动也是无效的。

好了，我对于艺术的观点是：虽然可以把艺术用作为在小语境下表达意义，但是就最高要求而言，艺术活动不仅不是在小语境下的意义表达行动，甚至，艺术活动还得去打碎、修改那个大语言。修改大语言就是修改我们在原来的语言系统中的“不言自明”状态，就是要质疑、修改我们在原来的语言系统中假定的那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乃至“真实”这个概念。（这还不够反先验，反专制，反思想大一统吗？我连语言大一统都拒绝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语言学的理论背景，而“语言学转向”只是在描述这个理论背景的成型过程，并不是要艺术家去转向……

先说这么多，后面写好了，但是暂时不贴出来，否则容易偏离主题，我们讨论清楚一个再开始下一个，我这个贴的主题可以叫做，语境与语言。

2011-04-20

李一凡：我想我们这个问题首先谈的是肉身常识和知识体系的关系，我们是因为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当下的处境而展开讨论的。我们是面对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中那种把语言学当做本体的现象展开的批判。而不是为了在语言学内部就认识方法进行辩论。所以根本没有截流的意思。

至于是语言创造语境还是语境生成语言，我想王老师的帖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有些状况下虽然没有共时语境，但有上下文关系，是有历史语境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今天谁再拿小便池进美术馆产生不了杜尚语境的原因。所以认为语言生语境是先验的。

承认上帝死了，语言就失去了不言自明，（事实上天主教内部对上帝的话语都没有完全统一过，因为还有巴别塔呀。）任何结构都是在相对状态下成立，任何结构都是在语境中的复乐园。

至于你觉得我把你神话了的问题可能是我的文章没写清楚（我写这类东西你知道完全是新手），我的意思是：我从不怀疑你的学术真诚。我也不反对作为个体的先验（这是人的自由），但因为你有公共身份，我认为可能你理论中的先验部分会误导一些人，你的理论更有可能被神棍利用。

在策展人时代，语境成了策展人最为犀利的武器，为了某个展览的整体性，确实艺术家个体常常被规定为策展人思想的一个证据，这对于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是有很坏的影响。回到批评家时代，回到批评在今天看来真的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语境、否定结构的相对性。

我们能围绕中国现场谈些东西吗？毕竟to be not to be是我们的根本。

鲍栋：是的，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但是所谓问题的原点有时候并不是真问题，比如“肉身常识和知识体系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不应该如此地讨论问题，这两个概念，尤其是你假设的二元对立是不能成立的。而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是20世纪两大哲学线索——现象学与语言学哲学——的共识。

“中国当代艺术中那种把语言学当做本体的现象”，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就概念自洽而言，语言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如何能够作为本土？就现实判断而言，有强烈语言本体意识的艺术家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没有成为现象，不要觉得搞点装饰性，搞点形式美就摸到了语言本体了，或许，抽象（当然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也是有问题的）摸到了，但是更多的只是个姿态。

盲从者众，或者神棍利用什么的，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去讨论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当然，你要说，没有什么不是政治问题，是的，我这种书呆子做派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其实，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在试图说明，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模式是很难处理艺术问题的，因此，我强调理论方法上的“图像转向”（不是鲁虹俞可、新卡通那种“转向图像”），更确切地说，是从语言学模式转到图像理论模式，一个是听，一个是看，虽有关联，但是却不相同。当然，“图像转向”并不是彻底抛弃语言学模式，而是在一个共识上的调整，这些说来话太长，就此打住。

关于语言和语境，你们的补充是成立的，语言当然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上帝的发明，而是历史形成的，语言只是一个惯例系统，索绪尔很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惯例系统是可以更改的，而我强调，艺术乃至任何自觉的文化实践，都是因这一点而成为可能，也因为这一点才成为必须。

我反复强调“语言学转向”这些，是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研究与批评理论的语境中的，针对的是现实主义理论模式，与其最低劣的代表——庸俗社会学。而我所说的一切都不试图去指导艺术实践，虽然，我认为理论会影响实践，但是这种影响不是要艺术家去搞按图索骥式的艺术，而是艺术家通过思考理论而改变思维与观念。

艺术家为了做艺术而功利地去读书，只会既读不好书又搞不好艺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理论思考本身就是自足的，不是走来就考虑思考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什么的，思考就是思考，必须喜欢思考本身才行，这一点，我们没有传统，非常薄弱，很容易走偏。

我到是觉得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钟飙在新浪微博上的话是有决断力的：“艺术家容易犯的一个常识性错误：“创作要具有学术性”。实际上，学术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研究。真正的进化格局必然是艺术创作在前，学术研究随后，艺术家为学术而创作与为市场而创作是一回事，学术作为学之术，是艺术家的前期准备，而不是方向。梦想着进入历史的艺术家，不可能开创历史。”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就说“不管是“取长补短”还是“扬长避短”，这种“策略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需要什么补充的话，我想说，理论思考与讨论指向就是真理或者知识本身，甚至要不惜与现实无关，这种“先验”精神，正是我们缺的。其实，何处不是现实呢，所谓“中国现场”，这个论坛不就是吗？我们正对着的电脑屏幕不就是吗？

2011-04-20

李一凡：我可从来没说过你书呆子，这种负气的话我觉得不说最好，虽然在网络上口不择言是常有的事，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讨论应该超越些。回到正题。

我认为“学术自足”和寄情山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态度，目的只是为了显明自己乃清流而非浊流。把玩考据和笔墨情趣在我们两千年不断轮回的历史里，是士大夫以为最高尚的行为，但绝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我想你今天应该了解了我们那天为什么要讨论是否该画国画了，我们其实是在自问，是否逃避，是否是回到某种“自足”。

你说得很正确，在今天一切都是政治，但表达政治的身份、目的和方式，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里，为什么当我们回顾90年代以来最好的批评家时我们不得不把“学术自足”上并不高明的老栗和王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时代学术的必然选择。

“肉身经验”和“知识谱系”这对关系，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只讲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它是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遭遇的（王小箭老师他只是概括而已）。有什么伟大真理可以否认我们的现实遭遇呢？回到佛教，认为今生都是幻觉？面对我们的遭遇我们能回避吗？我们自欺欺人吗？

我们批判“中国当代艺术中那种把语言学当成本体的现象”这句话的核心是批判一种认识方法，核心在把。。。。当成。。。。，并不是评价中国当代艺术把语言当成本体试验成功没有。

我们之所以成为朋友，除了生活中的正常交往以外，最核心的是我们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虽然，我们在如何对待它的角度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我并不希望我们的意见统一，我只是担心在中国当代艺术当下的语境中，任何先验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庸俗社会学制造神器的工具，我们因为反对而成了被我们反对的东西。

我和张小刚没多少交往，但我记得在很少的几次短暂的交往中都听他说，他怀疑。怀疑自己，怀疑目的，怀疑结果，怀疑。。。。。我欣赏这种怀疑，这种怀疑就是一种自我认知。你还记得我和你聊过非常多可能的道路吗？包括第三世界的角度，包括社会模型的方法等等，但是我今天都放弃了，因为我怀疑任何文化策略都可能在今天变成神器，变成庸俗社会学的工具。而唯有自我认知是无法被模仿的，不会被利用的。

2011-04-23

鲍栋：一凡，书呆子还真不是负气的话，只是一种自嘲和自省，有时候，问题就出在过于自负与自大，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尤其对于所谓文艺人士更是一大软肋。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慎，我到是觉得书呆子是一个不错的词，书呆子其实就是对读书人的蔑称嘛，反过来理解，书呆子首先得是读书人，如今，能做成读书人都已经不容易了，尚不敢奢望其余。

学术自足其实是学术的基本条件，否则就没有学术了，如果没有学术了，那么你理想中所要求的学术现实有效性也就是无米之炊了。与学术自足相关的是学术自主，两者互为内外支撑。与此相关的又是艺术自主、道德自律、司法独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化政制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现代文化政制，何来文化政治呢。

我们都属自由左派，还算对艺术文化政治有所期待，所以都成了所谓当代艺术这条线上的蚱蜢。可是，在伊格尔顿那些老左派看来，所谓文化政治那是扯淡，是认怂，正是在文化政治的借口下，真正的政治行动才永远被推迟了，就像大家都发发微博写写回帖，所以不知道上街了。

我未必赞同伊格尔顿的这些看法，但他的潜台词我却是深有感触的：“寄情山水”并不就等于回避现实，回避政治行动。波德莱尔不是成天喝酒泡吧写抒情诗吗，1848年还不是立刻拿着猎枪上街了。所以，有时候我是相当怀疑把博伊斯当唯一方向的，不过，这个话题另谈吧。

当然，我不反对文化政治，但是反对以政治的理由把艺术工具化，反对延安文艺讲话，所以，我反对任何一种“延安”讲话，不管是政治正确的还是政治不正确的。艺术要想不流落到那种工具的地位，就是靠艺术自主的确立，有了艺术自主，艺术的社会性才能够有一个支撑点，否则，那叫“遵命艺术”。

看来，我们又聊到一个非常老的问题上去了，是艺术为艺术，还是艺术为人民？前者或许会堕入风花雪月小资情调，而后者则可能会导致以阶级为纲，有趣的是，苏联人用的“庸俗社会学”一词正是批判后一种状况的。当然，我并不认同狭义的“艺术为艺术”，而是强调，只有艺术为艺术了，才可能有艺术去为社会为人民。

至于自省的话题，则是超出了今天的主题了，这次讨论，暂且叫着“艺术自主与文化政治”。